更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与他的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战争经济损失科学报告，因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所统领的人民大众，主动放弃了向日本方面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与社会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所没有料到的。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85年，一个年轻工人在废品站收购了一麻袋文件，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鉴定，这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成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之一部分。但对这堆“废物”作何处理，仍无人理会，任凭这名已是老汉的工人处置了事。悲夫!⑤
落花风雨更伤春(1)
落花风雨更伤春
既然社会科学研究所已不复存在，陶孟和的兼职所长也自然随之化为乌有。名义上，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职位，与他此前的学术声望，以及后来政治态度的转变是相称的。但此一时彼一时，既然新政权已经建立并渐趋牢固，陶的学术价值与当年为中共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值一哂了。据当年与陶共事的中科院人士回忆：陶孟和是文科出身，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只是分管出版和图书阅览，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等等。这个话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证实，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⑥在张氏提到的几位科学院领导中，唯独没有陶孟老，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还坐在副院长那把尽管有些摇晃但尚未彻底翻倒的椅子上，这“事先交换意见”的程序按院章规定也应有他的一份，可遗憾的是陶孟和确实已经没有“份”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干部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郭沫若因有副总理头衔，事情多，交往忙，平时难有时间顾及科学院的事。张稼夫1956年因病调出后，张劲夫入主中科院，从1956年到19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务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长)。这位老科技干部又说，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显然被排在了中科院权力圈子之外，成了一个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随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耸云端、摇晃不止、虚无缥缈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腾云驾雾中，身心俱疲，也许会再次发出久积于心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呼喊吧。尽管他的呼喊有些声嘶力竭，但没有人乐意回首一听。时过境迁，痛失地盘和人马的陶氏自知再度拉杆子转战二龙山，重登梁山聚义厅或忠义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好把花白的头颅埋于中科院图书馆(按：陶兼图书馆馆长)一摞又一摞的故纸堆中寻找一丝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有时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带来更大的苦恼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编译局任职，后为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的赵俪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篱槿堂自叙》的回忆录出版。此书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篇幅，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人与事，在述及郭沫若时，有一段描述，转录大意如下：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自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尽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陶孟和内心的悲郁愤懑，几有屈原忧心彷徨、嗟号昊天之悲苦。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内心仍然残存着“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悲悯情怀。五十年代初期，陶孟和对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连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运动之后学术研究工作仍一筹莫展的状况甚为焦虑，言谈中经常带出一些不满情绪，最后终于将积忧愤懑爆发出来。1957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对曾昭抡等右派分子进行“愤怒声讨”。就在众人统一步调的大呼小叫中，陶孟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曾昭抡们搞出的那个科学纲领并没有什么大错，激愤之下公开与郭沫若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儿来。其结果据巫宝三说：“有人借机散发了陶孟和平时对党不满的言论，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巫氏或许并不知晓，这个保护的“领导”，就是发动并坐地遥控运动形势的毛泽东本人。
落花风雨更伤春(2)
陶孟和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言当1957年整风运动初始，主政者动员知识界大鸣大放，意为“引蛇出洞”，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鸣放”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这年9月，当“反右”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科学文化界相当一部分名流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大加鞭挞之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竟出人意料地报名登台发言，只是他的话令众人大吃一惊。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大声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盛行的“浩劫”一词，就肇始于陶的这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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