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进一步解释说：“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倘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可能是对陈寅恪的处境关照心切，叶企孙对此种变局却视而不见，热情不减，坚持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职研究员。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庄的傅斯年不再理会，那就自己以总干事的名义做主直接颁发聘书寄往桂林。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
雾都遥念陈寅恪(3)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冷水泼头，当场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傅斯年此前已说得非常明确，陈寅恪如任史语所专职，就必须来李庄，但陈氏尚未表态，自己亦未强行令其来川，两边当事者皆静观其变，以待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远在重庆的中研院“闲曹”--院长手下的总干事，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如此之多、之杂、之紧急，何以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踏着鼻子上脸，旁若无人地发号施令?如此不把自己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学界大鳄”放在眼里，①这不是故意找事吗?尽管自己大病在身，但还没有行将就木，或者真的像孔祥熙之流期盼的那样“快不行了”(按：傅在重庆住院治病时，与之不睦的孔祥熙放风，说傅“快不行了”，傅大为恼怒)，说不定哪一天会百病俱痊，返老还童，再度窜出深山老林，笑傲江湖，号令中研院各诸侯以威天下。如今，叶企孙竟公然蔑视自己这只卧虎的存在，岂不是欺人太甚?想到此处，傅斯年满怀悲愤之情，提起如椽大笔，于8月6日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通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人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词激烈的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言语没有尽情说出，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傅斯年将一连串的“炮弹”淋漓尽致地倾泄而出，愤懑之情渐渐缓解，突然觉得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陈寅恪就聘的念头，否则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拟了“总处所发聘书，乃假定兄到李庄者”的电文，请那廉君连同信件一同发了出去。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经过理智思考，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困难矣”，然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作了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
陈寅恪接信后，于8月30日复信道：“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不动声色地为傅斯年解困。陈氏出身家业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他此次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同仁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矣!
重返清华(1)
重返清华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作了道歉式解释，其理由大致是：梅贻琦在得知陈寅恪抵达桂林后，欲出川资招回这位史学大师继续服务于联大，以保存清华实力。叶企孙得知这一消息，既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自然要为中研院的兴亡出谋划策，为抢在清华之前抓住陈寅恪，才与朱家骅紧急协商，在得到朱的同意后，顾不得繁杂的典章制度，于匆忙中直接从重庆向陈寅恪发出了聘书。想不到此举引起了傅斯年一番暴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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