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C.C.特务案(3)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被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从未有过的重创。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头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乖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日夕凉风至(1)
日夕凉风至
60年代初，叶企孙在颐和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待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待”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恐慌、无休止的坦白交待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于1969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但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幻听症”再度复发。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材料”交待说：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辨论”。⑥对这一说法，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文革”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又问了对方一些叶被井冈山总部揪出批斗的情况。叶铭汉得知此情后，对周培源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回答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周也就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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