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表示正式为叶企孙恢复名誉。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组织“叶企孙奖”基金会，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以示纪念。1995年，叶企孙半身铜像在清华科学馆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自此，叶企孙的名誉算是得到了恢复。|
胡适的流亡生活(1)
梦里不知身是客
胡适的流亡生活
傅斯年自南京机场飞台的第三天，即1949年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当天，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胡氏闻讯，黯然的心境又平添了几分凄凉。
第二天早晨，胡适回到南京并收到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和“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陈雪屏来电，谓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丢人现眼。第二天一早，胡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国共和谈之不可为，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之请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梦里不知身是客|3月23日，胡适抵达台湾，安顿夫人江冬秀，并拜访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的暗淡与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随便看看”。想不到这一看就是近十年的时光。轮船行驶在茫茫太平洋上，孤独的胡适内心像深黑中透着蓝色的海浪一样不住翻腾。焦思忧虑间，他挥笔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内中说：“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又说，我们的宗旨是“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而“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码头，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适仍记忆犹新，说：“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81街104号。此前，也就是在1942至1945年，胡适从驻美大使职位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想不到四年之后又旧巢重归，但此时的心境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同了，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6月12日，阎锡山等人在广州新组成内阁，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胡适深感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而此时的美国见风转舵，欲有抛弃国民党政府之意。7月26日，满含悲愤与羞愧的胡适，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
胡适的流亡生活(2)
1950年5月14日，普林斯顿大学聘请胡适为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胡适打算把夫人接至美国。6月9日，江冬秀抵达纽约。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九年寂寞的寓公生活。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之邀，抵台访问。此时胡适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合约已到期解除，没有了固定收入，只有靠江冬秀利用打牌的手艺挣一些钱勉强支撑(据说江冬秀打牌几乎每打必赢)。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道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一段话：“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又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并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中研院史语所读书和借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其间基本上靠自己的稿费和江冬秀打牌赢来的钱生活度日。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曾两次给赵元任的信中提到：他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胡氏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此时的胡适早已没有了当年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的风光，只能以一个末流国家和一个战败党臣子的身份，在图书馆与菜市场等几个地方四处“看看”了。因江冬秀不懂英语，胡适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与其相识的人，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凄惶如一条丧家之犬，其内心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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