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派考古学家对出土陶器曾做过浸水、脱水等多种方法的测量与试验;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经过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陈寅恪曾高度评价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等皆大为称赞，傅斯年说道：“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继《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董作宾与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氏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此前的三年间，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作宾流亡台湾，郭氏本人以新中国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时，猛地旧事重提，毫不客气地对董作宾开起火来：“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3)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辈，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紧接着，“殷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沫若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的威势。
就在学术界为郭氏理论欢呼雀跃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硬骨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下伸头露头，于挣扎抗争中发出几句异声。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以“愤青”的姿态动起了肝火。赵俪生晚年出版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曾提到与郭沫若交往的一段历史，为陶孟和与吴有训打抱不平，前文已经述及。
赵俪生文章又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赵文所说的吴有训原是清华理学院院长，继陶孟和之后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于立群乃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最后一位夫人。创造社两员主将，指的是郭沫若与成仿吾。赵在《篱槿堂自叙》中，还有过一段对成仿吾的描述，篇幅较短，不妨转录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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