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明卡回来以后，他和妻子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星期。从理智上说，他知道应该尽量努力让自己习惯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他的内心很沉重，觉得这种婚姻生活实在无法忍受。为了躲避和妻子相处，他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莫斯科僻静的街头游荡，忧郁苦闷让他感到绝望，他想到了死。自杀，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并不容易。他想到了他的亲人们，他的妹妹，他的两个弟弟，他的老父亲，他的自杀会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对生活和对音乐的爱也使他没有勇气一下子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来到莫斯科河边，借天黑无人，跳进齐腰深的冰冷的河里，企图用这种办法得病致死。但事情没有如他想的那样，现在死神还不愿意收容他。他病了，但没有死成。出路在哪里呢?痛苦在继续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失常了，他的神经已到崩溃的边缘。他决定逃离，出走，“跑到远远的地方去，独自一个人休息，去思考、去医病，最后去工作”。
柴可夫斯基和弟弟阿纳托里商量好了一个离开莫斯科的计划。弟弟在彼得堡以音乐学院指挥纳甫拉夫尼克的名义给柴可夫斯基发来电报，假说学院有公事，招柴可夫斯基速去彼得堡。10月6日，柴可夫斯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火车。第二天早晨，阿纳托里去车站接他，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柴可夫斯基变得憔悴苍白，弟弟已经几乎认不出他来了。阿纳托里把他安顿在一家旅馆，当时柴可夫斯基的精神病发作不省人事，连续昏迷躺了48小时。医生说只有彻底休息才能使他神志恢复清醒，为了免受刺激，医生让他最好不再与妻子见面。
阿纳托里前往莫斯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尼·鲁宾斯坦。尼·鲁宾斯坦陪同阿纳托里一起去见安东尼娜，一五一十把柴可夫斯基的情况告诉了她，也把医生不让柴可夫斯基再见她的建议告诉了她。尼·鲁宾斯坦和阿纳托里劝安东尼娜同意与丈夫离婚。安东尼娜很友善地接待他们，恭敬地给客人递上茶水，听了鲁宾斯坦带有决断性的言词，她仍然表现得很镇定。起初，她并不相信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没有想到事情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她觉得柴可夫斯基不可能从此永远离开她。安东尼娜说，为了柴可夫斯基，她一切都可以答应。于是商定先夫妻分居，退掉原来在莫斯科租用的住房，卖掉所有的家具。阿纳托里把安东尼娜暂时安置到了卡明卡亚历山德拉那里。
10月中旬，在阿纳托里的陪同下，柴可夫斯基去了西欧，先在柏林停留了几天，后来去了瑞士，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小城克拉伦斯住了下来。他决定在这里休养一段时候，“让世界忘却他”。
妹妹亚历山德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她不顾自己已经很重的家务负担，怀着深深的同情收留了这位无家可归的嫂嫂。卡明卡的家人们还以为柴可夫斯基的出走只是因为一时的误会和不悦，不久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亚历山德拉给哥哥写信，说了许多安东尼娜的长处，希望他能妥善处理矛盾，争取早日夫妻和解。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不可能再回到安东尼娜身边的原因，让妹妹不必再做劝和的努力，信是这样写的：“萨沙，怎么说呢，我应该毫不推卸责任的说，我是安东尼娜冷酷无情的丈夫。她一点都没有错，她很可怜，而我在她面前是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残忍的暴君。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能够和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带来荣誉的艺术家。我感到自己身上还有很强的艺术力量，我还没有做到我能做到的1/10，我要用全部的努力来做到我还应做的一切。然而现在我却不能工作，希望你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和安东尼娜之间发生的事情。请告诉她，不要再用指责和威胁来折磨我，也请她明白这一点：应该让我有可能去履行我的责任。”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这样一封信，内心并不轻松。
柴可夫斯基觉得安东尼娜是值得同情的，他知道安东尼娜真诚地爱他，但是“她以她的爱欺骗了自己”，柴可夫斯基曾耐心地告诉她，他并不爱她。柴可夫斯基能问心无愧的是他从来没有对她违心地表示过爱情，但是在安东尼娜的顽强而又固执的爱面前，善良的柴可夫斯基又曾答应设法增进对妻子的爱情，可是最终他却无法做到，想到这一点，柴可夫斯基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过失。安东尼娜过于自信了。她本来相信结婚以后一切都会按照她所预想的去实现。然而她的表现在柴可夫斯基那里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我在做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计划怎样，我在阅读什么，我关心哪些知识和艺术问题，对于这些，她从来没有丝毫想知道的表示。”的确，安东尼娜连在哪里可以买到柴可夫斯基的乐谱都不知道，她从来不去听音乐会，对他的作品“连一个音符都不知道”。安东尼娜很喜欢说话，她的话题离不开琐碎无聊的事情，她常常说过去曾有多少多少异性钟情于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如何出身高贵……这些谈话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厌烦。
柴可夫斯基把与妻子有关的一切缮后事宜都委托给他的好友尤尔根松处理。他一直负担安东尼娜的生活费，起初每月50卢布(这是他当时在音乐学院的工资)，后来增加到100卢布。到1889年，安东尼娜又要求柴可夫斯基给她增加钱数，此时柴可夫斯基已得到沙皇政府每年3000卢布的生活津贴。柴可夫斯基本来是有理由停止给安东尼娜生活费的，因为他早已知道安东尼娜已和另一个男人生了三个孩子。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让她如愿，给她增加到每月150卢布。
离婚协议始终没有达成。为了能达到正式离婚，柴可夫斯基表示愿意同意承担一切在法律上能构成他们离婚的罪名。可是安东尼娜一再声明，在法庭上她不能撒谎。她在卡明卡住了一个时期以后，阿纳托里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她母亲家里。
安东尼娜从青年时代就有心理不正常的倾向，常常说话不着边际，夸夸其谈。这些毛病在这次不幸的婚姻和以后生活的磨难中更加剧了。1896年，安东尼娜的精神病症状更加明显，不得不进了彼得堡的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日子。她死于1917年。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后不久，谈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为人，安东尼娜这样说：“他在所有的人面前的行为都是忠实高尚的。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责他有什么不好的品行。他命中注定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帮助他周围的人们。”
4. 《我们的交响曲》
命运之神在给了柴可夫斯基毁灭性的严酷打击之后，却又慷慨地赐给了他足以终生依傍的保护神。梅克夫人及时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在那场不幸的婚姻中所经受的痛苦磨难，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她知道此刻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而这自由是需要用物质金钱做后盾的。梅克夫人除帮助他还清全部债务以外，还决定从此以后每年向他提供6000卢布的资助，而且立即给他寄去了第一笔款。梅克夫人终于找到了从根本上帮助她的爱友的时机。她衷心希望柴可夫斯基能生活得好，能有充分的自由从事他喜欢做的事——音乐创作。她认为，不是血肉的关系，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通，使一个人有权利去支援另一个人。她把帮助柴可夫斯基摆脱困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她写信告诉柴可夫斯基：“你要知道，你给了我多么愉快的时光，我对此是多么的感激，你对于我是如何的了不起，而我是多么需要你，恰如你一样;因此，这倒不是我来帮助你，而是帮助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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