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开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十分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从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
四
金拐杖旅馆非常舒适。
深红色的地毯、床罩和粗呢椅面，使人感到沉静。红，并非仅仅给人以火热，也含着镇定。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懒洋洋地伸一下胳膊大腿，真要好好睡一大觉，把几十个小时以来旅程和活动中积累在身上的疲劳排除掉，蓄足精力，好应付下边一连串紧张繁忙的访问。
不知什么原因，我脑袋挨上枕头，精神反而抖擞起来，睡意一扫而空。怎么?我并没有换地方睡不着觉的毛病呵!由于时差吗?记得，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有个朋友要我在肚脐上贴一块伤湿止痛膏，据说可以消除时差反应，我这样做了，看来不管用，就把那块还紧巴巴贴在肚皮上的膏药扯下来。然后打开电视解闷，屏幕显现出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题材是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即性解放造成家庭解体，最后致使孩子到处流浪，老年孤居寡伴。一个老鳏夫用这么一句话倾诉衷肠：
“你以为我脸上笑，心里就轻松吗?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这话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简梅。她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吗?
她的生活真象她告诉我的那样快活?整天串饭店，迎客送客，与老板们斗智，梳妆打扮，逛商店，赌钱--这就是她的生活内容。但生活是否幸福，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而在于本人怎么理解。这种生活她很满足吗?那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终于象扔掉一个废烟头似的抛掉她。她真不当做一回事?化解开这些厄运和不幸，是她坚强的个性还是消沉灰色的心理?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在这个人情淡漠又充满陌生的世界里，竟活得象鸽子那样开心，简直不可想象!她又为什么不回去?她的希望在这里么?生活的希望比现实更具有吸引力。不，不!简梅告诉过我：现实比希望更有力。人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不是活在梦幻般的希望里。只有傻瓜才不讲实际，只要实际的人就没苦恼?
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却总感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富足，有点强撑门面的意味。尤其她的笑容后边，总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色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 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妈妈、爸爸、贝多芬、学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峰……。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国各地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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