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
(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二)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三)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四)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
(五)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
(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
(七)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
(八)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
(九)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掌握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二十日复电习仲勋：
(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
(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 而误解为不动。”
一月十九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二月八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第16章 一切为了胜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战
当习仲勋集中精力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时候，西北战场局势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自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胡宗南集团慌忙南撤之机连续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和黄龙、延(长)清(涧)、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恢复了陕甘宁边区被敌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继而西北野战军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训中，通过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十一个旅六万兵力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近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一个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发生根本改观。接着又挥师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富县、黄龙山麓。在撤离延安一年间，共歼国民党军九万九千多人，其中毙伤三万五千人，生俘六万三千多人，起义三百二十人，收复与解放县城二十二座，将战争从陕北引向了渭河以北关中国民党统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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