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在重庆惨遭杀害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陕西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形式开展悼念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杨虎城治丧委员会暨西安各界举行公祭大会，习仲勋担任主祭，杨明轩等十五人陪祭，赵寿山、杨明轩及杨虎城胞弟杨茂山等先后致词哀悼。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杨虎城的灵柩到达西安火车站。习仲勋与刚开完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彭德怀、张治中等及各界代表二百余人一起参加迎灵仪式。习仲勋主祭，杨明轩致悼词。之后，杨虎城的灵柩在新城广场停放七日，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公祭。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安各界四万余人，在新城广场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习仲勋、张治中、张宗逊、赵寿山、邓宝珊、张凤翔、邢肇棠和杨子廉及杨虎城生前好友等参加祭悼。习仲勋主持追悼仪式，赵寿山介绍杨虎城、宋绮云诸烈士的生平及遇难经过，烈士亲属代表杨拯民致词，彭德怀送了挽联。习仲勋致悼词说：杨虎城与张学良一起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是有重大意义的。此举，加速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加速了全面的抗战，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说：现在的两北已经不同于往昔了，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压迫人民的黑暗统治一去不复返了。西北各族各界人民，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加紧建设新西北，以此来追念杨虎城将军。
第18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匪患严重，经济萧条，民族矛盾突出。面对满目疮痍的严峻局面，如何着手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人紧密团结，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统一战线、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党的建设等项工作，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在短期内发生了深刻变化。
■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西北地区有五省一市，其中四个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有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东乡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七百万。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加上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习仲勋熟知西北的状况，他说：“现在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过去的小天地，而是广大的西北五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情况，是比过去复杂得多了。”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统一战线特别是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北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习仲勋是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杰出领导人。他不管是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还是担任陕甘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都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善于团结同志，谦逊宽厚，坦诚待人，同民主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受到大家的敬佩，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还要不要继续扩大统一战线，要不要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同民主人士特别是各民族上层人士合作，成为新生政权建设的关键之一。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党政主要负责人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在工作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坚持统一战线方针，先后邀请了许多声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张治中、张凤翔、韩兆鹗、邓宝珊、黄正清、孙蔚如、陶峙岳、邢肇棠等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少人参加了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有的还担任了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各地区和各市县，也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习仲勋以他的丰富经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大显身手。他十分注意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的干部群众，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习仲勋非常重视和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他在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的几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有成绩，群众已开始相信我们确实与国民党不同，但这些地区的干部普遍存在着主观急躁情绪，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习仲勋思索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正在这个时候，中共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陈叔通、沈钧儒等分别作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法院方面工作的报告。特别是政协会议，不但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各界代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列席，还有意识地邀请了爱国人士列席会议。各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集思广益、谏言献策的气氛十分热烈，使大家深受感动。毛泽东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要求“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要采用这种方法”召开会议。习仲勋和彭德怀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为会议的形式和气氛所感染，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使他们受到很大启发。
习仲勋和彭德怀研究确定，于七月中旬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习仲勋为开好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他提出：“这次会议，我们学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经验，有意识地吸收各方面人物参加：有各省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各少数民族人士将占正式参加会议人数一半以上;有各省、市行政首长及协商委员会的代表;有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还有各起义部队的将领等，连旁听的共有四百余人之多。这样，就使通过联合政权所接触联系和团结各方面群众的范围，比较上次会议广泛得多了。”关于开会的方法，习仲勋说：“就是将我们的工作状况，我们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经过这样的工作，将我们懂得的东西变为大家都懂得的东西，将党的决定变为人民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基本方法。”他强调：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而不是我们一党包办，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来实现的，这就是要承认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在政权中大家有份，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家的真诚拥护，而将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我们只把党外人士摆样子，不认真同人家一块讨论工作，研究问题，让人家发表意见，并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而只是将我们已懂得的东西或我们的决议，拿出去叫人家同意，签名或画行，那人家就不高兴，就同我们貌合神离，是形式上合作，而实际上不合作，形式上领导人家，实际上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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