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底，西北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镇反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经济扫除了障碍。
第19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下)
在习仲勋主持下，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正在有序进行。与此同时，各级中共组织也得到发展和壮大。
■实事求是地领导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化建设开辟道路。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从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也分期分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在这里，土地问题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数量很大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同农耕区情况截然不同，因而土地改革的任务极为艰巨，更为复杂。作为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习仲勋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主要是围绕争取革命战争胜利而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进行的。不同时期的两次土地改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习仲勋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过程地参与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他在解放后领导西北的土地改革中，驾轻就熟，实事求是，防“左”纠偏，坚持了正确方向。
一九四九年冬，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征求开展土地改革时间安排意见的电报后，即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做了初步设想和筹划：计划一九五。年秋后，先在陕西大部分地区，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和青海个别地区进行;一九五二年春耕前完成陕甘宁三省，基本完成青海省土地改革工作。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批准。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手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习仲勋作关于土地改革计划的报告，提出一九五〇年秋后在陕西省关中四十一个县、榆林部分新解放区、西安郊区、甘肃省庆阳新解放区和宁夏省盐池等地，计七百三十一万人口的汉族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并对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说明。他指出：各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注意解决群众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剿匪、减租、重点反恶霸和发展农会会员等工作。他强调：“在新区农村中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发动群众反封建斗争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这个斗争从解放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由低级发展到高级，中间经过剿匪、反特务、反恶霸、减租直到土地改革，都是属于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的互相衔接的这个整体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许多事要在土改前逐步做好，土改时便不会拖时过长。”就是说，在“做好剿匪、反特务、反恶霸、减租等工作中，发动了群众，进入土地改革，而不是等到土地改革时才去发动群众。”，七月十七日，会议通过了习仲勋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秋，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按计划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搞得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和执行正确的路线与政策。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掌握好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尤其是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年前实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一九五〇年春，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已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问题，征询各地意见。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习仲勋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中立富农”的政策。六月上旬，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听取各地意见的基础上，把土地改革总路线调整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改变，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阶级，组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革命战争期间，人民力量处于相对劣势，富农则倾向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统治者一边，反对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形势不同了，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富农的政治态度有了改变，一般是能够争取他们在政治上中立的。同时，不动富农土地还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消除他们在发展生产中的顾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习仲勋以自己对农村工作的深入了解，深有体会地说：“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不仅为了孤立地主，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和保护中农。保护中农的积极生产情绪，使中农的生产情绪不因土地改革而降低，使全体农民的生产情绪都因经过土地改革而提高。”他认为：这一点在中农占百分之四十多的陕西地区显得更为重要，而且这还可以防止产生乱打乱杀现象，对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好处。他强调：要使成千上万的土地改革工作组懂得这一点，才能把土地改革搞好。八月七日，彭德怀也在陕西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上，着重对这一政策作了说明。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仲勋被推选为由二十五人组成的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土地改革工作。
一九五〇年冬，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精心组织领导下，陕、甘、宁部分地区七百余万人口首批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完成。还在首批土地改革进行的时候，习仲勋就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的各县利用春节对工作进行总结，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习仲勋深入各地了解情况后，认为从各地一般情形看，土地改革是遵循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的，没有发生大的偏差，步骤是稳当的，执行政策是谨慎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对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认识得更深了。他要求基层干部进一步认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长期的反动统治，农村中的恶霸统治暗无天日，掠夺财产，无恶不作。现在虽然解放了，群众仍然不敢抬头，不敢参加农会，东西不敢要，地主威权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推想，如不进行土地改革将他们打倒，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农村的贫困和落后就永远无法改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把当时土地改革的状况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做得好的 、中间状态的和很不好的。其中，“好的和很不好的占少数，中间状态的占多数。如关中八百二十四个乡内，第一类型地区占百分之三十，第二类型地区占百分之六十，很不好的占百分之十。”他认为，第一类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扩大了农会组织，树立了贫雇农核心骨干地位，中贫农团结一致，地主的威风被彻底打垮，农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有了当主人翁的态度，能够按照政策自己办自己的事，生产积极性也增强了，“农村确实有了新的气象和面貌”。第二类基本发动了群众，也一般完成了各项工作，没有大的偏差，但对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镇压得不够彻底，部分群众尚站在运动外面，农村领导核心初步形成，某些问题尚待继续解决。第三类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干部包办代替多，地主阶级威风没有打垮，农会和政权不纯，群众不满意。这次总结，对所有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实际上是一次整顿教育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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