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击退经济战线上的这股恶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任，委员“包括各界民主人士、党政军及财政贸易银行等负责人，文教及工青妇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长”，下设推销发行、宣传动员和债券债款出纳三个委员会。一月九日，习仲勋同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西北财经委主任贾拓夫联名给西北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次物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货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国家政府军政人员的开支在内，使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这时城市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营企业也正在恢复之中，上交利税很少，财政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各大区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粮、税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财力分散，人不敷出，庞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致使物价多次上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二月中下旬召开财经令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洞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决定》的重要性。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彭德怀向西北地区各级干部提出厉行廉洁朴素作风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第六次行政会议扩大会议，彭德怀、贾拓夫等分别讲话和传达政务院《决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费，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时间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会议采取“先打通思想，然后来算细账，用打通思想来作精打细算的基础”的方法，“自始至终发扬民主，大胆揭发缺点，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调一致”。这次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闭幕时各省同志表示‘这七天上了一大课”’。
习仲勋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匡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讨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李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这在那个时假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刚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
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习仲勋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他强调：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他说：“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单位减少人员不报告，这是集体贪污，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面就会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从多方而着手，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紧接着，又以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的通令》和《为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实现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用一定的时问，“让财经部门负责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认真、精密的研究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求得及时的彻底解决”，“政府各级部门工作中的党员首先必须完全自觉并严格的无条件的执行”，从组织上保证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开始进人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建立严格国库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区六十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三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四月份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种食品价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对稳定人民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陈云就全国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和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的状况，完全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随着西北地区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和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畸形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病态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销路呆滞、周转失灵、减产歇业、失业骤增”。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经济工作重点调整到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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