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换星移，从那时起转眼又过了七年。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任上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率军赴朝后，习仲勋实际上担负起西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者的重任，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他看问题全面、客观、深刻、稳重，具有前瞻性，对同志宽容大度，所有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听了薄一波对习仲勋的评价，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确实，在解放后的几年中，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工作期间，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切从西北实出发，顺利完成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镇反、剿匪反霸、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妥善处理了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培养了大批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发展了西北地区的国民经济，走在了全国前列。他统揽全局，得心应手，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魄力，深受西北地区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的称赞。
经常同毛泽东晤谈、与习仲勋一起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的张治中先生，“每谈到习仲勋时，对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处理大政方针的果断，为人处事作风的谦虚、谨慎、细致、全面，赞不绝口，内心倾服”。
“炉火纯青”四个字，是毛泽东对习仲勋在西北这几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同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其他各大区、各条战线，也都汇聚了像习仲勋这样一批优秀的高级干部。正是这批干部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解放后短短的三年时间，治愈了战争的创伤，胜利地进行了各项社会改革，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为全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决定习仲勋和几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调中央工作。
这时，习仲勋还在迪化处理新疆问题。之后，他和刘格平等路经兰州，考察了西北民族学院，接见和设宴招待了已归顺的项谦。十四日，习仲勋回到西安。新疆之行，前后整整四十天时间。一路劳顿，对年轻的他来说，当然算不上什么，但即将离开桑梓之地的心情却难以平静。由于工作繁忙，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情，当务之急仍然是处理这些天积压的工作。
二十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八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批准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改造与整顿西北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习仲勋在讨论中肯定了三年来的司法工作，针对司法队伍存在的问题指出：“进行司法改革，就是要坚决清除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以及贪赃枉法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现象，树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思想的法律观点。对于那些违法乱纪、恶习甚深、民愤很大的分子，必须坚决清除，使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相结合，以提高人民司法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为今后长期的进行思想改造和建设人民司法工作打下基础。”他要求各省市人民政府必须切实负责，有计划、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这一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西北区司法改革工作有步骤地深入开展。九月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西北的司法改革工作，中共中央将《西北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的报告》转发全国。
在即将离开西北紧张工作的日子中，习仲勋除在九月三日主持召开了全区林业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外，还抓了西北的卫生工作。九月六日，他在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普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播词，强调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广泛开展，普遍深人，长期巩固，消灭死角，建立和健全群众卫生组织和卫生工作制度。经常由上而下又结合群众由下而上地检查督促，把成绩巩固下来继续发展提高。他要求在九月前半个月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突击工作，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争取做到“家家卫生，人人清洁”。十四日，他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八十四次行政会议，总结半个月来卫生运动的进展情况，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并决定召开西北地区第一届爱国卫生模范代表大会。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历史悠久，文物遗存很多。习仲勋一直关心着文物保护工作。刚一解放，经他提议，在新组建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下面设立文物处，负责重要文物机构的接管以及保护和发掘工作，敦煌、碑林、麦积山、炳灵寺等著名文物遗存，就是这个时候接收和保护下来的。当时陕西的碑林，地方很小，收集的很多文物难以展出，在习仲勋的支持下，把相邻的孔庙交给碑林使用，东西两边的厢房辟作展室，使碑林成为初具规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搬到西安南郊的新址。著名画家赵望云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非常了解习仲勋关心保护文物的情况。他的儿子赵振川回忆说：当年父亲经常讲起习仲勋关心文物的事例，说习仲勋很注意听取和采纳专家的意见，为保护陕西的文物做了大量工作。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在碑林办公，那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几乎成了危房，对文物造成很大威胁。父亲反映后，立即得到习仲勋的重视。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国家非常困难，用钱的地方很多，财政十分紧张，习仲勋却专门为此作出批示，拨出专款，用于碑林博物馆的全面维修，所有危房都换了屋顶，使文物得以保护和展出。习仲勋还关心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等一批画家的成长，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支持他们创作，使“长安画派”在发展中形成，蜚声海内外。④在去北京赴任前的十一月下旬，为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习仲勋结合大区机构的改变，在西安主持召开了为期十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十二月七日和八日，又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习仲勋在这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总结了三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西北地区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全盘部署，“并着重研究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领导作风问题”。他阐明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有关干部配备工作的原则。他说：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宣布了军事管制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建设工作的开始。这次机构改变不是减轻了我们的责任，而是加强了我们的责任，以后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更细致。他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说：
全党三年来着重完成社会改革任务，一般地习惯于“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而不习惯于“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领导思想上必须来个转变。……尤其是在过去看不出是毛病的，但在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漏洞百出，特别在党内有一部分人满足于过去的成绩，看不见工作的缺点，更意识不到今后建设任务的繁重和艰苦，这是很危险的。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形式主义很多，追求数量，不讲质量，计划性很差，粗打冒算，盲目办事，形成到处紧张，疲惫不堪，浪费很大。……虽然经过“三反”运动，但下面的官僚主义现象仍相当严重.这种情况如不加改变，就将造成今后发展中的很大困难。为此，今后必须明确中心任务，不是进入建设时期什么都办，而是要有重点，有主要次要，有先后缓急地去办。今后一个最基本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即城市以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为主，农村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为主，并须稳步前进，讲究质量。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明年的计划必须根据可能与需要，务求切实，，不能太大，要有控制，做了一步再前进一步，不要平均主义地事事都办，齐头并进，而要集中主要力量用到必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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