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坚持真理报实情
为了适应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运动的发展中，出现了“左”的“冒进”错误，以致国民经济失衡，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习仲勋心系人民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向党中央多次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纠“左”和制订克服困难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北考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要求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由此，“大跃进”运动开始并很快进入高潮。由于指导思想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全国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确定了钢铁当年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高指标，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参加，“以钢为纲”带动了各个行业的“大跃进”。
当时，人们只看到“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一面，还没有认识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指示习仲勋带领考察组到西北地区考察，看看情况究竟如何。习仲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即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调查组，成员有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还有总理办公室几位秘书等。九月，调查组先后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五省区考察调研。习仲勋一行所到之处，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和“大跃进”场面，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
习仲勋一行在陕西，到礼泉县烽火公社调研。他们来到一块小麦丰产田前，只见整片地布满小土堆，习仲勋好奇地问：“这是十什么?”当地负责人回答说，这是根据北京一位科学家的“发明”，实施一种新的农作物栽培方法，目的是要增大土地接受阳光照射面，从而提高产量。习仲勋怀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开土堆，只见禾苗的根系十分纤弱，便说：“你们看这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产?”这里的人还设想把棉花接种在紫荆花的树上，以免年年种植棉花的辛劳。所见所闻，使习仲勋心情沉重。在公社食堂吃饭时，又看到一张大方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和人们的交谈中，习仲勋不时听到“人民公社将很快实现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的议论，他皱着眉头暗自说道：“哪能这样快呀!”
由于调查日程安排得比较紧，习仲勋一行连夜乘火车从西安前往兰州。西安到宝鸡的铁路沿线，到处火光冲天，人来人往，都在大炼钢铁。习仲勋是陕西关中人，知道这里缺乏铁矿资源，不具备大炼钢铁的条件，即使有一些废钢铁，也不可能满足如此多炼铁、炼钢炉的需求。面对这种场景，他心情忧虑。
到达兰州后，习仲勋没有休息，就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坐着羊皮筏子考察黄河岸边水车抽水灌溉良田的情况。随后又到白银铜矿、阿干镇煤矿、新建的兰州炼油厂调研。习仲勋一行了解了“大跃进’’工程“引洮上山”项目后，感到震惊。据介绍，这个工程要把洮河水从陇南山区的岷县引到陇东黄土高原的庆阳地区，渠道全长一千多公里，目的是要把庆阳的旱地变成水浇地，同时要利用落差发电，还要在山上行船，开发航运，使其成为超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山上运河。习仲勋一行看到，工地上数万名精壮农民，用镢头挖土，身背肩挑，独轮小车来来往往，唯一先进的工具就是利用高低落差架设的铁索轱辘，而且还是依靠人力摇动来运沙送料，晚上还要打着灯笼火把夜战。习仲勋心想，农民真好啊!老百姓埋头苦干，实在令人感动。他进一步了解到，由于大批劳力集中到工程上，农事受到极大影响。当年甘肃年成不错，丰产却难以丰收，损失极为严重，结果还谎报增产粮食三十亿斤，更引起了他的深思。习仲勋与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老战友因而直言相告：“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
在甘肃敦煌县，习仲勋一行听到这个县实行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等十包的全供给制的分配制度，对此表示质疑，但省里的领导仍然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和无奈。
后来的事实证明，习仲勋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第二年春天，甘肃就发生了粮荒，青黄不接，粮库变空，老百姓没有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中央得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习仲勋立即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领导人开会，安排从陕西、四川、宁夏几路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
在青海、宁夏、内蒙古，习仲勋一行也了解到类似陕西、甘肃出现的问题。
这次调研，习仲勋看到群众积极参加“大跃进”运动热情高涨的一面，但也敏锐地察觉到运动中出现忽视甚至违背经济规律、违背科学的问题。一些领导对经济发展基本形势认识不清，滋长了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有的地方“五风”严重，而且这些问题还在进一步发展。习仲勋回到北京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一些领导作了汇报。后来在中央的几次会议上，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五八年十一二月间，习仲勋在武昌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他根据西北考察情况发言。他认为，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达到全包全供，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能说从社会主义跳到共产主义。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等等。习仲勋敢于讲真话，务实的作风和此次考察西北的报告以及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五九年三月，习仲勋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检查和讨论人民公社整顿中的问题，为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准备。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指标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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