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习仲勋在西安的境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两派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批评说：“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求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人国防工厂。当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后，严厉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他拿起照片气愤地责问：“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看到周恩来一脸怒容，语气坚定，造反派怕难以收场，便问周恩来该怎么处理。周恩来态度更为严肃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习仲勋得知周恩来关于他的谈话后，心潮起伏，桩桩往事浮现在眼前：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刚从错误肃反的关押中释放出来，参加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由此开始，数十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备受他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这次谈话以及一语双关的用意，坚定了习仲勋坚持真理，度过困境的勇气和信心。
习仲勋一九七九年回忆起在西安思念周恩来的情景说，林彪、“四人帮”“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万马齐喑，大搞逼供信，制造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多少元帅副总理和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乌云翻滚，暗无天日。林彪、陈伯达和江青一伙攻击的目标，实际也是对着恩来同志的。他们千方百计想从我身上捞到整恩来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许多乌七八糟莫须有的问题，都被我顶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暗念总理，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如果在报上看到总理的消息特别是登出他的照片，心里就得到无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
三月十九日，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习仲勋即由西北大学的住所，被转移到省军区机关看管，这实质上是在军管的名义下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但是，习仲勋还是没能摆脱来自各地造反派无休止的外调、审问和大会小会的批斗。康生等人还唆使红卫兵，将习仲勋揪到延安、兰州等地批斗。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出面制止，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西北大学被看押期间，习仲勋感化和影响了负责看守他的红卫兵。当时与习仲勋同住一室、负责监管他的红卫兵孟德强回忆说，习仲勋经常和他用闲谈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开始时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渐渐地谈话就有了一定的范围，谈国家的形势，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习仲勋不改初衷，实话实说，还教导孟德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参加武斗，不能参与‘打砸抢’”，使孟德强深受感动，他们两人也由“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变成了能够交谈的朋友。习仲勋在西北大学被关押期间，在北京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还收到了由西安寄来的一册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信。当时两北大学几个负责看守习仲勋的红卫兵，经过观察，认为习仲勋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是一位好人，因而给习仲勋家里寄出语录和信件，表示他们会尽力对习仲勋予以特殊保护。寄出的这封信虽然没有署名，但还是被人知道了，这几个红卫兵因同情亲近“走资派”而受到追查。
■遭受无休止批斗
习仲勋在开始被军管的一些日子里，生活还比较平静，而这种平静却极为短暂。
由于要时常答复造反派交代问题的“勒令”，应付名目繁多的内查外调，习仲勋不得不经常回忆往事，反复写“检查”和各种证明材料。他曾说：“对每件来问，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尽力地表达确切，交代清楚。有时因记忆关系，也常常出些偏差，但只要一回忆起来，我即马上更正。除以上时间外，我以全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力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习仲勋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过程中，许多被岁月湮没而淡忘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民国十八年大饥馑前后，父母弟妹一家数口死于病饿的悲惨情景;四十年投身革命东奔西走、舍生忘死、艰难曲折的历程;多少位“壮志未酬身先死”战友们的音容笑貌，等等，挥之不去，他的眼睛湿润了。习仲勋仔细地审视着自己，检讨着在革命经历中做的与人民利益相悖的事情，哪怕一点点细微之处也不放过。但是，他却很难自己过去一时工作中的过失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更难以接受把自己说成是“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难以抑制激动而委屈的心情，觉得有满腹话语需要倾吐，这时又想到了周恩来。
四月五日，习仲勋给周恩来写信，讲述他在西安的境况和近来的思想：我虽有被批斗和每天都有接待来访，要我交代问题，但是还没有大的批斗，也确实没有揭发出多少问题。即使揭发出来的，也是一些老问题。“我离开西安已十五个年头了，即就是过去遗留的坏影响，到现在也不会那么多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提出自己的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作过交代和处理。他请求中央“最好让我早些回去，在原单位劳动锻炼，继续彻底改造自己”。这封信寄出后，是被造反派扣押，还是到了周恩来手中，不得而知，但习仲勋要求回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心愿终未实现。
实行军管，目的是要保护习仲勋，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再度加剧的时候，军管也不再风平浪静。此时处境维艰的周恩来要保护习仲勋，也鞭长莫及。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六月以后的两个多月里，习仲勋被“群众批斗大会十余次，小会提问十余次”。
八月五日，造反派勒令习仲勋揭发“刘、邓黑司令部”问题。他写了一份材料，以工作联系较少搪塞造反派，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八月九日、十日，习仲勋又被迫向造反派递交了两份所谓“检查”材料，篇幅长达九千余字。这两份材料也是按照造反派的追逼提问，着重谈了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以及与高岗、彭德怀的关系问题、一九六二年小说《刘志丹》问题和在西北工作的问题。他特别指出：“中央的领导，始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占统治地位。”他在写到同高岗的关系时据理辩解说：“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有长期的工作关系，这中间虽然有过几次支持高岗的事实，但在那时来说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而不是一种反党活动。如果把这种同志之间的历史关系，不以党的正确原则来对待，就会得出宗派主义的认识结论。”他写道：“解放战争时期和彭德怀在一起几年，有过工作上的争论，但还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在八月十日写的材料中，习仲勋简要描述了他从一九三二年组织两当起义到一九五二年在西北的工作经历，实事求是地对这个时期的工作做了回顾，在“这个时期里，在革命战火的岁月中，我虽然有过工作的错误，但基本上还是一心一意地为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西北解放后这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民主改革阶段，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所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和革命策略情况下，西北地区虽然情况很复杂，在甘、青、新发生过多次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但很快平定了下去，取得了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二年以前的西北地区，应当肯定地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战线以及少数民族工作上，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西北地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写道：“至于当时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如关中地区土改不彻底，统一战线工作中某些右的偏向，少数民族工作中的偏差等，这些都是由于未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及自己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产生的结果，其责任完全在我身上，应该由我负责。”同时再次搪塞了“刘、邓司令部”问题，几乎与前次“交代”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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