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还特别重视农村的沼气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他要求地、县要切实加强领导，把这两件事办好。他在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和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等企业，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不比农业少，存在着各自为政，各搞各的，缺乏统一规划的全局观念。
习仲勋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提出汕头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努力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逐步把汕头建成外贸出口基地。他还提出缺少煤、电、原材料的汕头地区，要和资源丰富的梅县地区搞经济协作区。
八月四日以后，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研究。在这里，他先后到了宝安、河源、龙川、惠东、惠阳、惠州、博罗等七个县、市。七日，习仲勋在惠州市主持召开了惠阳地委、惠阳县和惠州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对二十多天的“东三区”之行做总结
通过这次调查研究，习仲勋总的感觉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他看到省委整风后，下面的干部群众感到有希望了，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下去调查研究的多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了，工作初见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一个是农业发展不快，有的还极端落后。在普宁县，他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耕地，非常难过。他说：“解放二十九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当然这是极个别地区的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仲勋深深感到农业上的问题确实不少，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很多问题搞乱了：一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二是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三是搞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四是破坏了党领导农业生产的优良作风，搞什么“割尾巴”、“铲土壤”，限制社员养几只鸭、几只鸡，超过了就要批等等。所以，要扭转广东农业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还是要搞消楚路线是非。
习仲勋深深认识到，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必须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为此，他提出：
首先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对农业理解得很片面，只知搞粮食生产，生产布局不当，不能因地制宜，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特别要把畜牧业和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
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要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中央同意这个设想，就能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两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的负担。
四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按照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迅速作出管理体制的相应改变，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如果中央能给广东地方处理问题一定的机动余地，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接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并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习仲勋的这些工作思路，在随后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广泛赞同。会后，有些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如在引进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年底时已达到几十个项目，资金近四千万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产电子表项目，四十天内就建成投产，成为最初引进工作中的突出事例。这些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习仲勋的这些新想法，也成为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还强调要改进工作作风，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意见。他在粤东调查结束时说，我们这次出来要过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共二十一个县、市。虽说是走马看花，但看总比不看好，下去总比不下去好。由此，他再次提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下情，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好处很多。他说：
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说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事的。
习仲勋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育了各级干部，也习为广东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习仲勋在调查中，还感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许多干部在相当大程度上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听不得相反意见，只能听顺耳话和好听话，严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为此，习仲勋要求各地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不久，习仲勋自己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次考验。
九月二十五日，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就是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勋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勋“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的信最后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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