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根据本省特点，并借鉴亚洲“四小龙”经验，开始着手筹建大规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革委会负责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关人员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规划的问题。同时，习仲勋在与省委领导认真研究后，分别与张勋甫、吴健民谈话，决定由他们分别负责筹备组建宝安、珠海县改省辖市的领导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健民任珠海市委书记。三月五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县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随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又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广东的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又深感广东的经济有它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还是从农业内部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但是，我们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农业各业的发展。我们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我们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的基础，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3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才能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我们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都必须很好加以解决。我和杨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经过认真讨论，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两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习仲勋参加，杨尚昆主持，讨论由杨应彬组织起草的《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和王全国组织起草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专题报 告》。两个材料根据广东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磐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
中共广东省委一致的意见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大家在讨论中建议，要向中央“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
在讨论中，大家对出口工业区提出了几个名称，难以确定。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出口工业区叫法一样，不合适;叫“自由贸易区”，怕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也不行;叫“贸易出口区”，又与实际不相符。经过大家反复推敲，最后暂定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认为，这个名称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口头汇报。
这次常委会形成的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敢想敢干的产物;也是习仲勋带领“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会议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为广东乃至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时，叶剑英正在广州视察工作。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去看望叶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四月三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六百万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
四月五日，会议开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发展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调整，整顿，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代表中共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四月八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说，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他认为，“这次调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调整困难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内伤、外伤太严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太多了，问题成堆。但只要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办法切合实际，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一定可以边调整边前进。”“农业内部的失调，主要是没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搞不好。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因地制宜，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条件，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大学问。这就有分工，有协作，使地区、省和合同的因地制宜能够衔接起来。像广东可以多搞糖、黄麻、蚕丝，海南岛可以多搞橡胶，为国家多做贡献。”当然，“农业的布局要一下子调整好有困难，但一定要逐步调整，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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