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一结束，习仲勋赶回广东，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要求说：“谷牧来，我们要做好汇报。到底怎么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二十多个省、市也总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发挥广东的优势，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谦虚谨慎，大胆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团结战斗，就总会有办法。”
五月十一日，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五月十四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按照事先准备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工作组做了详细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也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五月二十日，谷牧和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进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交换了意见。六月六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汇收人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还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也明确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和发展的结果，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旧体制的巨石。
对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叶剑英深表赞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六月在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高兴地说：“同志们反映，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他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地方的同志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习仲勋向叶剑英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即决定成立由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汶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难的历程”①。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标本兼治解决“偷渡外逃”
正在广东省实施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时候，另一个历史难题——“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来。在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过程中，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快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前，边防管理松懈，实际上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人。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设立边防线，加强管理。建国初的七年间，香港居民经常到广东寻找工作。后来，由于我们实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加上三年困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广东连续发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门的事件。其中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十一万七千九百多人次，逃出三万九千七百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习仲勋到广东履职后，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老大难问题。
对这次新的偷渡外逃风，中共广东省委十分重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这番话，是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是有远见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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