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我和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前，还在百忙中来向我告别并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对他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他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谁知大师一走，竞成永诀。我捧着他临行前赠我的洁白的哈达，遥望西天，悲恸万分。
班禅大师生前一再说，他从幼年起就热爱共产党，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我同他长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诚挚的，他一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班禅大师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班禅大师都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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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突出地表现在能主动地向党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他刚直、豪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点我颇为了解，而且认为甚为难得。我总感到，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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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班禅大师坚决拥护党中央披乱反正，不遗余力地协助党中央落实各项政策。党中央对班禅大师也给予充分的信任。一九八〇年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小平同志约他到家里，示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大师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对党更加信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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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繁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破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毫不合糊地给予支持。当然对我觉得他还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认为我说的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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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
■以至诚之心交友
习仲勋善于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习仲勋说，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是经过考验的，爱国、爱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定要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以坦诚之心心和他们交往，使一大批党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
说心里话、办实事、广交朋友，是习仲勋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战争年代，他就与不少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著名民盟人士杨明轩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习仲勋在国务院工作时期，有一大批党外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长马叙伦、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交通部部长章伯钧，还有陈叔通、季方、罗隆摧、胡子昂、黄炎培、史良、邓宝珊、包尔汉等，另外还有许多在人大、政协、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外人士。他与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声音和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渠道。陈叔通为了反映意见、交流思想，往往直接找到习仲勋家。习仲勋说，陈叔老，您有什么事，我到您那里去，就不用您来回跑了。但陈叔通有问题和意见仍然坚持登门造访，对习仲勋的信任可见一斑。
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期间，和习仲勋共事，到北京后，他俩仍然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工作。习仲勋十分尊重和信任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张治中，使他有职有权。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张治中依然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对党和政府有什么建议，都愿意和习仲勋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呼，径直到家里找他。对张治中反映的每一个问题，习仲勋都认真对待，能处理的当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转报请示。他称张治中为“密友、益友、诤友”。
傅作义和习仲勋的交往也很深。习仲勋不仅在工作上支持傅作义，而且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一九五七年，傅作义心脏病突发住院，习仲勋多次探望，关切地对他说，要保持心情平静，住院期间，以治病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亲自去做，可以让部里其他负责人去。傅作义认为自己是部长，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处理。为了能使傅作义安心养病，习仲勋报告周恩来后，安排他到广东休养，使其身体很快得到康复。
和习仲勋接触较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是冯玉祥部队的随军牧师，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之后任孙连仲部队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动员孙连仲起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解放后，余心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习仲勋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时和余心清接触较多，余心清经常向习仲勋请示汇报工作，习仲勋也很尊重他。余心清是个直性子，喜欢坦率地发表意见，对个别单位和地区对待知识分子不妥当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异议。反右派斗争中，单位准备把他划成右派。习仲勋非常熟悉他，便出面保护，使他免遭劫难。余心清秉性不改，对看不惯的事仍坦率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迫自杀。习仲勋后来谈到他时惋惜地说，余心清同志是个好人，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他常讲“士可杀不可辱”，这没有什么错，少数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别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斗，他怎么受得了?对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么尊重你呢?我接触过许多高级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们对一些事和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见很尖锐，这不足为奇，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和他们谈，摆事实，讲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余心清同志是一大损失。这些话反映了习仲勋对党外朋友的一片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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