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围敌突袭之时，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游击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时间。后来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是把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而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和李杰夫未被发觉，幸免于难。
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他们以后再未能晤面。这位在中共陕西党的早期活动中有过不凡经历的渭北特委书记，最后却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等职，后在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蒋军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富平西区的斗争
陕西省富平县西部地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武字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对富平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先是石桥一带的群众带长矛、大刀直接赴武字区参加庆祝大会和游行示威。接着，中共富平县党组织又发动和领导了较大规模的“交农”和驱逐国民党县长米森若的斗争。他们动员数千名群众包围县城，要求减免苛捐杂税，驱逐反动县长离开富平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很大震动。反动武装在“围剿”洗劫武字区的同时，派出四个民团驻扎在淡村、觅子、尚家等村镇，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富平西区也充满紧张恐怖气氛。
习仲勋携带枪支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的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他向这位知心的伙伴叙说了自己几年间痴心不改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和渭北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失败和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自由的斗争最终会实现的。他热情地鼓励说：“强明，我这里有枪，咱们一起再干吧!”
但是岳强明一时还鼓不起勇气，仍不解地说：“你干得好，怎么连自己的家也不肯回，跑到我家来了?”
习仲勋听了岳强明的话后，便从自己家庭和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说起，耐心地讲了许多关于阶级、阶级压迫及反抗地主封建剥削的道理，说明青年人只有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和前途。岳强明在习仲勋的引导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习仲勋根据他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强明入党后，除掩护习仲勋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连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在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习仲勋的引导下，还有一批当地青年投身革命，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不同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勋在岳强明家召集姚万忠、刘鸣凤、岳强明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万忠担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壮大了富平县党团组织。接着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有二十人的富平县淡村游击队，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
由于关中一带的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因而在当时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就成为燃眉之急。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开始群众心存疑虑，只有少数人参加行动。这时，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武带队伍来到淡村一带开辟工作。习仲勋即担任该队政治委员。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游击队活动与群众分粮斗争结合起来，使当地形势迅速出现了转机。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习仲勋指挥游击队和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习家庄北面的西刘堡，强制收缴和分配大地主刘本初、民团团长刘玉琪囤积的粮食和财物。二刘闻讯后逃跑。但是，这两家高墙壁垒，数道门窗已完全堵死，并派有家丁守护。群众放火烧了两家的门楼，解除了家丁的武装，向附近饥民平分了粮食和财物。接着，又动员起千余人的分粮队伍到庄里镇以南大地主贾成芳家，分了其粮食和财物。在分粮斗争中，他们还根据群众请求，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
习仲勋在富平西区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演绎出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实，习仲勋这段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几个人白天藏在一个坟墓里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尽管离家不过几里地，但是为了避免暴露，还得过这样的‘地下生活’。敌人的报纸也宣传说谁谁是土匪，弄得一时人心恐慌，甚至由耀县通往三原到西安的大路上的行人都改走南塬。我们在墓洞中，有时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卷烟，把我都叫旱烟抽醉了。”
习仲勋数日内辗转于家乡周围的村庄，更勾起了他对脚下黄土地的无限情思。他常常透过浓浓夜色，遥望着远处那个熟悉的小农庄和孤单的房舍，陷人了深深的遐想之中。他思念长眠在这里早逝的父母，更牵挂几位尚未成年的弟妹。六十四年以后，年已七十八岁的习冬英谈起了家中这段久远的往事：“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告诉我说，你大哥回来了，很想见你。我就跟着这位来人，到了线家原我表姐家，在后院一孔放麦衣的窑里才兄妹相见。我对大哥说，我们一起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打断我的话说，以后再不要说让我回去的话，你们和三叔好好在家里过，我要走得很远很远。我当时还天真地问大哥，你们怎么把人家刘本初家的房烧了，粮也分了?大哥说，地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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