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回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习仲勋离开三原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健全了党和政权组织，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八月，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人遭敌逮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暂时熄灭了。
渭北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渭北统治中心三原县城仅三十里地远，离省城西安也只有一百里之遥，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中。红军游击队既无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地理条件上又无高山大川和天然险阻以抵御反动武装进剿和袭击。加之当时党的临时中央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左”倾冒险路线和错误主张在党内得以推行，给革命事业已造成了全局性的危害，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也就在必然之中。
习仲勋调离渭北时，这里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结局。他同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时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阅历不可能使他们对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和准确判断，特别是当“左”的路线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议形式加以推行的时候，作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个人是不容易做到公开反对或抵制的。随着事物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干年后，习仲勋写过一些文章，字里行间除充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深情回忆外，更多的是对这段历史经验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思考。
“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来过一次，强调分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敌人六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
“渭北地区是陕甘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位处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 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第05章 在照金苏区
●奉调
当渭北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潮汹浪涌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艰难征战中不断巩固和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便是被选派者之一。
照金地区是桥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位于陕西省耀县西北部。周围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南倚子午岭，北连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梢林密布，河溪纵横。中心地带更是奇峰峻岭，悬崖峭壁，地形极为复杂而险要。其攻可截断咸榆公路，出击渭北平原;守可隐蔽深山，退守子午岭密林，便于机动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带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地主和当地的香山寺院手中。广大农民备受苛捐杂税、兵祸匪患的压榨剥削，困苦不堪。加之连年的灾荒，又使山东、河南、四川和关中地区所谓“三省十二县”饥民到这里逃荒落户，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特别是陕甘游击队深入照金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辐射，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渐深入人心，一些农民武装和其他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照金地区特殊的地理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的重视。
早在陕甘游击队以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炼成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决定时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在六月初和八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建立一个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二月二十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召开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担任军政委的任命。二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二十四日，在旬邑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由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着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
习仲勋这时正在富平西区一带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他对这些情况的详细了解，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习仲勋奉调由三原回到西安，在东关的三八旅社住了下来。他与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周凤鸣夫妇取得了联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先后两次到习仲勋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就派习仲勋去红二十六军工作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习仲勋对这位初次见面的省委书记印象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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