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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传_习仲勋传编委会【完结】(32)

  王泰吉进入根据地后,以坚实的步伐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历程。

  在此期间,王泰吉的优秀品格和卓越才干赢得了边区特委的信赖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爱。他担任边区红军重要领导职务并胜利组织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后在奉命赴豫陕边境执行说服山东人民军武装头领刘桂堂(刘黑七)易帜抗日任务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扣押,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八岁。

  习仲勋长期以来深切怀念这位忠贞的革命烈士。在王泰吉英勇就义五十周年时,习仲勋奋笔写下了《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的纪念文章。他引用烈士临刑前的《绝命诗》和《绝命词》,以寄托哀思,激励后来人。文中写道: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系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为圆寂,

  将门儿掩,

  谁也不见,

  学禿陀参禅;

  将孔孟抛在天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王泰吉这种为革命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勇于献身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泰吉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那风雨如晦、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毅然宣布自己革命的目的在于‘求解放’、‘红旗飞’、‘宇宙红’。麟游起义失败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儿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后来,在敌人监狱里,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诗句,表明自己投身革命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追求。相反的,他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开路,把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这种崇高的毫不利己的革命情操和纯洁品质,永远是每一个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王泰吉和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一样,在一生的征途中,有过缺点,也犯过错误。但是他能够认识错误。每次遭受挫折后,他都能回过头来冷静地反省自己,检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当起义失败后,他为革命事业‘摧折零落’、‘毛羽萎败’而自责。检讨自己‘愧无良平智量深’。在失掉和党的联系暂寄杨虎城部下时,他观察形势,寻找时机,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耀县起义,把国民党的武装带入革命的营垒,用行动展示了急于回到母亲怀抱的赤子之心。当他被马云从出卖,身陷囹圄时,痛定思痛,呼出了‘狐鸦结交吾有愧’的悔恨之声。王泰吉同志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是十分珍贵的。

  王泰吉是早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时代,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即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不放松学习。他向书本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使他从‘屡经起义与愿违’的失败中,很快地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巧打张洪镇,奇袭合水城,毛家沟门力挽狂澜,转败为胜,都表现出他善于学习,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善于从实际出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他还写诗言志,鼓舞士气。他的诗词,为无产阶级文化园地增添了一束绚丽的光彩。”

  ●主持陈家坡会议

  在不长时间内,几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发展壮大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由于这里地处高山密林深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数百人的吃饭问题一下成为突出困难。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部队“吃得最多的是当地群众只磨不筛的麦子面饼和包谷糁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士兵出现腹痛、腹泻等肠胃疾病,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习仲勋、王泰吉等陕甘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和面临的现实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掉盘踞在后沟寨子的国民党民团,既能解决根据地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拔掉这一反动武装据点,消除其对根据地的军事威胁和骚扰。

  后沟寨子位于照金一个沟道内,上是高山,下临石崖,中间修有寨墙,地形极为特殊而险峻。寨内有房屋、窑洞,藏粮丰富。当地不少土豪士绅躲藏在这里,是国民党地主民团一个顽固堡垒。游击队几次欲进攻这个土围子,只因兵力和武器装备不足,终未行动。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按照特委统一部署,在王泰吉率领下经四平接近后沟寨子附近,将寨子包围起来,然后用迫击炮和游击队自造的“麻辫炸弹”发起猛烈轰击,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民团停止抵抗,打开寨门向游击队投降。

  义勇军和游击队进入后沟寨内,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部队和群众身挑肩扛,川流不息,及时补充了部队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还设法从周围其他地方征集粮草,解决了根据地人员吃饭和生活给养问题。

  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虽然给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但如何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尽快恢复发展红军主力,避免部队分散活动而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如何坚持发展根据地则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习仲勋回忆说:“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发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十二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在地方游击队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军二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左右,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村召开,时称陈家坡会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以及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照金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的高岗,红四团、耀县游击支队的领导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和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

  习仲勋和特委其他领导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

  但是,会议进行当中,在对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争论得非常激烈。多数人认为,应当将义勇军、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制,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相对分散和弱小的游击队集中统一行动,以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反动武装的薄弱部位,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这些同志提出,在当前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苏区,游击队分散活动一再失利,面临可能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情况下,只有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主力红军,才能顶住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陕西党组织、红二十六军和苏区接连受挫,国民党军队攻势凶猛,组建主力部队目标过大,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很难行得通。他们主张已到达照金的各支武装仍回原地,分散开展游击活动。持此种意见者以来自渭北苏区红四团的同志更为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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