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开展的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的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手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一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的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睡觉的地方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那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饭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泽东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发现肃反是严重的错案，立即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就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这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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