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去河连湾向省委汇报工作。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正式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今志丹县，时党中央已由瓦窑堡移驻这里)，另外分配工作。习仲勋接受任务后回到县委交代工作，便离开了两个多月的县委书记工作岗位，匆匆启程返回陕北。
习仲勋此次工作的变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认为对这批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的李维汉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一历史真相：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宁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习仲勋就此事评赞李维汉说：“罗迈自我批评精神好得很。他到陕北去就一直讲‘那阵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习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哪里去作县委书记’。罗迈就是李维汉嘛!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习仲勋随军西进陇东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于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据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心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新安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达保安县。保安由此成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一个立足地。
环县距保安不过三百华里，但是由于 高山阻隔，沟壑纵横，习仲勋返回保安还是饶了不少弯路，费了许多时日。当他一回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个通知，中央决定他参加近日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会议于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十七日结束，共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同时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几乎无路可退可寻，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也相应有大的转变，从而完成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过程的形势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和回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习仲勋记得当时只有他和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两个地方干部列席了会议。据会议记录记载，列席会议的还有刚刚由关中地区回到中央的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峰。
这是习仲勋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因而他的心情即为兴奋和激动。毛泽东看到刚刚二十出头、年轻英俊的习仲勋来到会场，高兴的拉住他的手，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习仲勋，习仲勋。
使习仲勋终身难以难忘的是，在这里见到了众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他曾回忆：“记得那次参加会议的又李克农、叶剑英、罗瑞卿、林老，还有博古，博古弄了许多书。”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使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习仲勋仔细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反复思考和回味着每一句话的含义。他尤其对毛泽东批评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问题是的神态和话语留下深刻记忆。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谈话时说：“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部队的。什么叫罗明路线?凡是游击区都是罗明路线，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心区就没有罗明主义?”
习仲勋还是对张闻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感触颇深，引发了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许多思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革命长者、后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发言和平易宽厚的风范使他受益匪浅。五十年后，在纪念林伯渠百年诞辰时，习仲勋撰写了《革命长着和良师益友》的文章，深情回忆这段久远的往事：
“林老经常说，一个领导者要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他就是这样的好榜样。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求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的讲话是顾大局的，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错的同志感受到党和同志的信任，激励了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解放事业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当时看来时“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干部的悉心培养和高瞻远署。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中央已经考虑到让习仲勋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责任。
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习仲勋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发着重要影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的文章，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在保安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泽东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是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多大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他们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自然是错误，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自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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