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七月，习仲勋经历八年多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后，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在此之前，关中分区隶属由西北局委划归陕西省委。习仲勋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是年初，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也先后移驻马栏镇。马栏由此开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关中首付驻地。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地处子午岭的马栏镇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绿。蓊郁葱茏，在阵阵微风中发出轻轻声响，马栏河蜿蜒西流，汇入经水之中。习仲勋同送行的关中分区领导和群众道别后策马启程，他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之情悠然而生。马栏河西坡上有分区机关干部自己动手挖掘的三万多孔窑洞，机关、部队、学校、商店、疗养院、剧团分布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小镇周围。他虽然在这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但眼前的景象却勾起了更远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他两下关中，他同关中分区领导机关从旬邑到姚曲河，到马家堡，又到阳坡头、马栏等地，足迹遍及这里广大乡村;他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革命烽火岁月里，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而对这方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一九四二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注意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风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风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政军系统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发动起来。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延安边区参加会议大礼堂有两千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运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当年秋，参加边区整风的党员干部通过文件学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兴起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西北局中啊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参加这次回忆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议题是：痛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天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习仲勋认识到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去的很大进展的基础上召开如此规模很大的会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他对会议的安排极为赞成和拥护。发生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尽管已过去了七年时间，但是数百名没有牺牲与战场、而是倒在“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刀下之口的党政军优秀干部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错误肃反的牢狱中侥幸生还的同志仍受不公平待遇，许多同志对当年在审查错误肃反的决议中一些结论长期不能接受，争论激烈。习仲勋认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现的错误肃反历史问题，是在我们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而又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负责检查和处理此项工作的党务会在纠正错误肃反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只是要求尽快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结束错误肃反，以澄清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于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尤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加会大礼堂开幕。习仲勋和出席大会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又用两天时间结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整学专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做自我检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阶段，接连十一天的会议紧张严肃，思想斗争身为激烈。其实，在这次之前几年间围绕一九三五年秋季错误肃反和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准备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错误肃反造成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十一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结论，由于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讨论，因此在所的结论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个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气温很低，但是正是在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却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本着“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会同志的情绪很高，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告结束。
十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言。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也是当时戴了狗头帽子的一个，所以我的发言也是根据这次整党的报告，只想讲一点，关于陕甘边党内一些历史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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