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绥德人口众多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陕甘宁边区全局发生着重要影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勋调至北大门主持工作，足见用意深远。
习仲勋到达绥德后即到地委机关驻地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九贞观位于县城西门内的雕阳山，是明清时代一座道观，分为前后院。习仲勋被安排在后院一孔朝南的窑洞里住了下来，既作宿舍，也是办公室。习仲勋特地把毛泽东写在漂白布上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挂在墙上，以时刻鞭策自己。习仲勋的到来受到了春节前到职的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自治民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地委的同志还在九贞观大院的墙壁上贴上了红绿色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语，表达了对这位青年领导者的信赖与拥戴。
在习仲勋来绥德前，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接替绥德警备司令部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习仲勋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高级干部云集绥德，无疑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当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对于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来说，既要兼顾全局，抓好全盘，又要做好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
习仲勋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
早在苏维埃运动时期，绥德就是严重的赤白对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当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西犯之时，中共中央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绥德地区的安全。经国共双方商定，特划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警备区建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机关设在绥德警备司令部内，对外以警备司令部民运科发生关系。特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委。为了巩固河防，边区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于绥德界首村设立河防县，管辖吴堡、清涧、绥德各一部分区域，同时成立中共河防县委，隶属绥德特委领导。
但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绥德地区却委派了一个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加剧，何绍南利用自己与侵华日军坂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又颇得蒋介石器重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蓄意制造磨擦的反共专家。他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兵力四百余名，又收买兵痞、土匪等，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制造磨擦。其在绥德两年，多次绑架、暗杀共产党工作人员，公开袭击八路军官兵，贪污侵吞群众钱财和救灾赈款，制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绥德特委领导警备区军民同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彻底粉碎何绍南制造的反共磨擦，加强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接替陈奇涵防务。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翌年二月，何绍南畏罪逃离绥德，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王震兼任专员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后，警备区五县党的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中共特委机关公开对外办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绍南的反动统治，加之国民党连续对边区发动武装磨擦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干部成分比较复杂，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还有人幻想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据此，习仲勋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形势和任务及绥德实际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同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鉴于绥德当时由中央和各根据地调来干部较多，又有当地干部和一些旧职员教师等实际情况，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留在机关、学校中的旧职员，也要着眼于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政权和其他社会事业服务。
后来的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全地区军民抗日热情，团结各方人士，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时的习仲勋还不足三十岁，但已担负起领导陕甘宁边区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的历史重任。
●郝家桥调查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战胜敌人，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首先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又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据此决定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一九四三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决定由自己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选调的调查组人员是：中共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抗战报》主编梅行、地区妇联干部张力、《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田方等。临行前，习仲勋在自己住所召集调查组的同志开会，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他介绍说，绥德在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广大贫农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贫苦农民南下，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新生活。习仲勋特别讲了移民问题。他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移民运动，实际上已把移民工作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双重战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发动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哪些人，都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他还就调查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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