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经常写信鼓励齐心安心基层，联系群众，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嘱，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信中嘱咐要尊重乡村领导，并举例说在苏维埃时期，边区政府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村政权同意和执行。
齐心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婚后，我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短时间学习外，就在农村做基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被调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回想起来，一生中有两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据地两年，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做基层工作八年，在劳动人民的哺育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土改等群众工作实践中经受风雨，锻炼成长，使我终身难忘。那时，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勋给我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回答说：“五十五年了!”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勋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出席七大前后
进入一九四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我党已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接近一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于五月八日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乘胜向日本本土进逼。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为了召开七大，党中央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这次大会距党的六大已过去十七年之久，是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大会。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过要召开七大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二十五人准备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各根据地即选举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此后即有代表从各地启程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陕甘宁边区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习仲勋当选七大代表时，还在关中分委担任书记。
在七大召开之前，习仲勋和绥德副专员杨和亭带全地区劳动英雄和模范代表，即从绥德到了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共开了二十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朱德讲话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了举世称赞。我们要提倡节约，建立长远的革命家业，积蓄力量，完成抗战大业。
会议期间，习仲勋得到通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要同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谈话。
冬日延安气温较低，山风顺着川道呼啸而过，顿使人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但是坐落于城西北十多里的枣园，在阳光照耀下，却是春意盎然。毛泽东的住所在园内东北面山坡上的一排五孔窑洞内。山坡下有一条被群众称为“幸福渠”的小溪缓缓流过，这里有着一种陕北地方特有的古朴和幽静。一天早饭后，习仲勋和杨和亭顺着去三边方向的道路快步来到了枣园。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门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谈话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没有让大家一一作汇报，而是以提出问题，请同志们共同思考和回答的特有方式开始了座谈。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哪些群众赞成?哪些不赞成?
习仲勋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觉得已准备好的汇报内容用不上了，便根据自己在整风、大生产运动中的切身体会作了回答。其他同志也你一条我一条说了起来，既讲了真话，又显得轻松活泼不落俗套。毛泽东仔细听了大家发言后概括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不满意的是，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毛泽东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又启发道：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如果按政策办，给群众交代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习仲勋深为党的领袖在运筹帷幄之中对农村实际有如此全面准确的了解和精辟的见解而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对地方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没有简单地责备和批评，而是在和风细雨的循循引导中总结得失教训，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习仲勋面对面地接受了一次现实而生动的群众路线和政策观念的教育。
习仲勋和杨和亭等根据工作实际，谈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大生产运动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插话说：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梁作用。毛泽东还就“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问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党的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去做，不能光靠党员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重点讲了生产建设，他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想法和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要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都要参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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