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想起这一生，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断送了全家的幸福，那种复杂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她哭着说。
“但是人都要面对现实，否则就无法生活。”她像是在鼓励自己。
“所以，当我接到判决书的时候，虽然当时真的觉得天塌了似的，但是我顶住了。在那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我自己没有倒下。接判决的时候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因为管教知道法院的判决有点重，所有人都怕我想不开。管教跟我谈了三个钟头，她对我说，既然法院已经判了，事情更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与其再做无益的努力，不如面对现实。她鼓励我安心‘下监’，别再有其他的想法。到监狱以后如果好好的表现，还可以减刑，同样能够争取早日出狱。”林一凡半闭着眼，我看到她的眼神非常遥远。
“我从心里感谢公安局看守所里的管教。她当时真的很同情我，如果不是她那么细微的照顾我、开导我，也可能我活不到现在，尽管我是一个能够面对一切的人。可是我已经快退休了呀!一个为党、为国家奉献了大半辈子人，临了、快退休了却被送进监狱，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说到这儿，林一凡顿了顿，好像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4.七天抄完一万字监狱法规
入狱后第一件事，是背诵58条监规。年近七旬的她，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把7部监狱的法律法规共计一万多字全部抄写一遍。
1998年12月10日，林一凡被送到北京市某监狱，开始了她作为一名罪犯真正的改造生活。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间，无论他(或她)受到怎样的待遇，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不属于罪犯，最多是犯罪嫌疑人。而法院判决后，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改变，意味着他们成了真正的罪犯。管理部门对待罪犯和犯罪嫌疑人在态度应该说还是有所区别的。
初到监狱的时候，林一凡有许多事情不适应，甚至她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适应。但是，这种不适应没过多久就过去了。因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一名罪犯，罪犯在监狱就是被强制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对于监狱里的所有规定，她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和服从。
过去在公司里，她是老总，她可以发号施令，对手下的任何一个人。在家里，老伴对她非常好，家人都尊敬她，因为她是一家之长，她也可以“发号施令”。但是在监狱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能说她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她要严格按着监狱的管理规定做任何一件事。尽管，因为年龄的关系，管教队长很照顾她，但这种照顾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不违反监规的前提下，更不能让其他的罪犯误以为管教队长是她在狱中的“托儿”。“托儿”在狱中是不少罪犯对管教们的一种误解，甚至有时候即使管教办事客观公正，有些罪犯也会疑心：队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林一凡自己很清楚这些情况，所以她尽力适应，从不向管教提过分的要求，她不想给管教队长们找麻烦。
监狱的生活是刻板的。每名罪犯入狱后的第一件事，是要背诵58条监规等一万多字的条例，这对年逾半百，记忆力早已开始消退的林一凡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
但是，林一凡并没有因此而退怯。她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把7部监狱里面有关罪犯管教的法律法规全部抄写了一遍。这些法规按要求都是应该背诵下来的，但是依她当时的身体条件，她不可能像年轻的罪犯那样背诵下来的。所以她用了一种最原始，但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最有效的记忆方式：逐字逐句地抄写。她把这些规定反复阅读，把前后联系起来。心想：“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在监狱跟年轻的罪犯同一轨道，在同一个车上赛跑，困难是很多的。因为年纪太大，我有很多的弱势，反应迟钝，体力不支，在劳动等各方面，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她都比不过年轻人。”
对监狱里完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和封闭式的管理，她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行为各方面的可塑性不如年轻人适应的快。但是，她是一个能够给自己找到出路的人。她想，虽然年龄大了，但她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监区筒道里的黑板报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变刑期为学期》，她很纳闷，怎么变刑期为学期?她站在那儿，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原来，监狱方面为了更好的教育改造罪犯，给罪犯们提供了各种学习的机会和条件。每一名罪犯都可以自学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林一凡心想，依她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加上她的年龄，与周围的人都有很大距离。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她们讲话她不愿意听，想听也听不进去。但是她不能每天就那样呆坐着，她必须给自己找点事干。
经过几天的思考，她决定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林一凡是搞工程设计的，当过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过去在外面的时候，她是一个公司的老总，有车接车送，被称为女强人。
到了监狱，各方面的情况：处境、心情、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位置全都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很不适应。监狱在各方面的管理很严格，全部军事化管理，她们的被子每天都要叠的有棱有角，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就要被扣掉生活卫生的加分。
按规定，监狱对罪犯采取集体行动制，任何一名罪犯未经特别准许都不得单独私自行动。一个班十几名罪犯三至五人分成一组，被称为“互监小组”。洗脸、刷碗、走路、上厕所、劳动、学习，甚至在监舍里也不能相互脱离。一天24小时一切都要统一行动，她觉得这些做法没有必要，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她认为，这样你等我，我等你，很浪费时间。
于是她去找监狱的领导去提意见。
她说：“罪犯日常生存必需做的事情，能否不让大家等来等去?如此浪费时间，实在是不值得。”林一凡对我说，当时她真的没有意识到上述所有的一切是监狱的性质决定的。
监狱领导告诉她：监狱是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地方，所有监规每一罪犯必须无条件服从。
监狱规定，罪犯进入管教队长办公室必须喊报告。她第一次去找队长，站在队长办公室的门口，那声“报告”却怎么也喊不出口。当时队长的门开着，队长分明看到了她，但就是不理她。就那样，林一凡站在门口，过了好几分钟，管教队长还是不说话。她想：“队长已经看见我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见她尴尬站在那里，一名罪犯走到旁边，小声提醒她：“喊报告呀。”她憋了半天，轻轻的喊了一声“报告”。可队长还是不理她。又有人提醒，说：“大点声。”她又是一番酝酿，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可还是不够洪亮，队长依然不理她……就这样，她一连喊了5次，最后几乎是用尽了力气，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声嘶力竭了，这个时候队长才允许她进来。
林一凡说，她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在一名20多岁的年轻管教面前，要立正喊报告，在一般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可是在监狱里，她是一名罪犯，她必须按照监狱的要求做，她必须做到很多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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