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蒙古民族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其面积超过汉唐，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生存空间的范围。元朝为古老中国领土的延续，承接了关键性的一棒，否则，汉唐以后二三百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域就可能永远独立出去，变成其他强大文明的领土，使中国失去屏障，把农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后来在明代，强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国曾扬言要强迫中国人改信伊斯兰教，帖木耳大汗还差一点就率百万骑兵进攻中国。后来因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这场灾祸。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国手里而被伊斯兰民族占据，又假如他从甘肃宁夏地区率百万大军进攻中国，那么中国国土和文明还能保得住吗?因此，元朝重新恢复和扩大中国汉唐时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扩展了西北屏障，将其他高级强悍文明国家的边界推向远方;而且也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继续收复、守卫和扩大中国汉唐疆土打下基础。这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带来蒙古草原刚勇的游牧精神和民风：摔跤搏击，骑马射箭，赛马围猎，宰牛杀羊，狂歌豪饮，大脚妇女，抛头露面等等，将北宋南宋华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汉风为之一扫;其二，虽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层已经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广大蒙古官员军民草原性格不变，这就大大冲击了儒家的势力和影响，使华夏民族从严密的宋朝理学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统治民族总是将自己民族的性格、风俗、习惯强加到被统治民族身上。而统治民族的性格、作风和习惯又是被统治民族的模仿对象。这种上下两方面灌输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输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大朝代，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败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汉民族，并统治整个华夏，这对一向骄傲自大，藐视四夷的汉族刺激极大。因而，汉民族也深深为自己民族的软弱性格和失败而感到羞愧，从而激发了华夏优秀儿女学习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的自觉行动。朱元璋就是一个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汉族帝王。
所以我认为，元朝蒙古民族对汉族的这次输血是非常及时有效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影响和输血，再一次使华夏民族振作起来。至元朝末年，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狼一样勇猛的起义领袖，就是这次输血的直接结果。
杨克的谈兴也浓了起来，问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国怎么就走到这么一条绝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汉唐时期华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陈阵开始侃侃而谈：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农耕性质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决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陆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狼性越发骠悍，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观原因。
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这六大行业中产生出来的六种民族，除了农耕民族以外，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经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业民族这五个民族，都是世界上强悍进取的民族。
而且这五种行业和民族有着继承关系，从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从经商航海又发展到近现代工业。这五种强悍行业是为强悍民族准备的，也只有强民族才敢干强行业。从低级强行业一直干到高级强行业，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航线。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再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的。
古代农耕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历史支流，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游牧民族及其后代冲进他们的流域，抢走了他们的创造发明，并把他们灭了国，灭了族，或当作附庸，便继续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去创造发明更先进的文明了。华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农田，走进农耕民族发展的历史支流，越走越弱，当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亏。
蒙古民族后来的败退，原因与鲜卑北魏、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一样。再强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广阔的华夏农田和农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锁，经过几代以后狼性就必然退化。由于世界上华夏的农田最广大最深厚，它的软化力量也就最强。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个汗国，以在中国建立的元朝败得最快。中国汉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经过输血的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中国杰出帝王，在他们的身上具有汉人中少见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样的凶猛、智慧、顽强、残忍、气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占领南京之后又不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那样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北伐，而是倾明军主力主将大举北伐，攻下大都。尔后，取四川、定云南，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他杀违纪的大将、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软，手段残忍。燕王朱棣身处与蒙古狼性骑兵交战的第一线，锤炼出狼一样的性格。他篡权夺位果敢血腥，还开创了“灭十族”的残暴先例。朱家父子的专制残暴必须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对朱元璋和朱棣的强悍征战的狼性性格还应该给予肯定，毕竟他俩不像以后的明朝皇帝，只敢对百姓凶猛残暴，而不敢对强敌凶猛征战。然而，靠输血为生并不能持久，明朝后几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国黄鼠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枪窝里横!
为了恢复中华大业，打击退回草原的蒙古骑兵，朱棣敢于把帝都从温柔富贵之乡的南京迁移到军事第一线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亲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归途中。一个在位皇帝能够抛弃享受、戎马一生，“马革裹尸”，这在汉族王朝的皇帝中绝无仅有。永乐大帝不愧为强悍进取的汉族大帝，《永乐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国最优秀、最宽容海量、敢于收录不同政见的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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