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秋创作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对观众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又得归功于他长期的戏剧活动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郑正秋在艺术上的追求始终是与抓住最广大观众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了解观众，而且善于引导观众。1925年他就提出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要分“迎合”、“适应”和“提高与改良”观众心理三步走。
他的创作正是贯彻着这一既定方针的，并由此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充满人情味，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第二，富有民族特色，走出了一条使源于西方的电影艺术迅速中国化的道路。
郑正秋的为人也颇可称道，他虽身居公司要职，又是负有盛名的导演，但他待人诚恳，尤其是对演员，他在导片时，对每一个戏的镜头，都不厌其烦的解释、示范，很使人折服。
令人叹息的是，他的身体太差，自幼多病。为治病，又染上了鸦片瘾，无法戒除。刚届四十，即已两鬓斑白，身体羸弱不堪。影界同仁习以“郑老夫子”称呼他。
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溘然长逝，年仅47岁。英年早逝，影坛为之震惊，同仁为之悲痛。明星公司为郑正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田汉挥笔写下挽联：
早岁代民鸣，每弦繁管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
谁人舒国难，正公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
张石川：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因“蚀”含亏蚀之意，故后改为“石”。浙江宁波人。在张石川16岁时，父亲去世，后随舅父来到上海，在华洋公司当负责抄写的小职员。
他白天上班，夜晚则苦攻英语。1913年，被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弗聘为顾问，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他和郑正秋一样，对默片时代和30年代的中国电影，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首先，张石川作为一们电影事业家，曾亲手创办了“新民”、“幻仙”和“明星”三家电影公司，“新民”和“幻仙”出品虽然不多，却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2年创办“明星”后，他更是呕心沥血经营了15年，直到1937年公司场地被日军占据而关门。
其间，几多曲折，几多艰辛，他硬是凭着智慧、胆识、精明外加一点巧取的作风而闯了过来。“明星”的辉煌成果中，含有他的一份心血。
其次，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一位编剧、导演，其功也不可没。张石川一生约导演过150部影片，如此丰产的名导演是不多见的。
在这150部影片中，他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故事片的开山之作;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以及随后一批妇女问题题材的影片使“明星”声名远扬，并对2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导演的《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片;他还曾导演过左翼作家编剧的《脂粉市场》、《前程》等片。这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张石川也极为重视研究观众的心理，但他只是为了更好的迎合观众，甚至是观众中庸俗的欣赏趣味。这与他既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实业家有很大的关系。“他拍电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个字：钱。”这就不能不有损于艺术的追求。
即便如此，要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作品皆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探索，而张石川对电影事业是怀有一种献身精神的。因此，他得以成为早期中国影坛上最成功的导演。
1937年，“明星”关门之后，张石川仍念念不忘重振“明星”的昔日雄风，后来竟不惜为日伪经营的影片公司服务，这是他历史上不甚光彩的一页。抗战胜利后，他曾被指控为汉奸，使他惊吓成病，从此一蹶不振。1953年病逝于上海。
邵醉翁：
邵醉翁(1896—1979)，浙江宁波人。原名仁杰，别号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自此一心从事电影事业。
作为一位电影事业家和导演，他在这两方面各有成就，尤其是前者。他经营有方，使后起的“天一”能与“明星”相抗衡，尤可称道的是南洋电影市场的开辟，“天一”在南洋拥有的观众为其他公司无法匹敌。
由于“天一”的诞生而带来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对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作为一位导演，“天一”早期作品大多出自他之手。
虽然在导演艺术上，他并不是特别高明，但在挖掘新题材以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方面，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目光。率先拍摄古装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所拍的古装片虽然制作比较马虎，但古装片这一题材从此经久不衰。这个题材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天一”还培养和孕育了不少电影人材，当然，其中的很多人是离开“天一”后才走红的，“天一”未能留住他们并使之有用武之地，这与邵醉翁在电影艺术上不求精进有关。
但杜宇：
但杜宇(1897—1972)，贵州贵阳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但祖龄。自幼学习绘画，尤其擅长美女和花卉画，故取艺名“杜宇”即杜鹃鸟之意。
13岁丧父，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杜宇不畏艰难，闯入上海滩，以绘画为生。他所绘的美女月份牌大受欢迎，他亦因此而闻名。他的漫画作品经常见诸报刊。
1920年，但杜宇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开拍长故事片《海誓》，从此献身电影事业，直至抗战爆发。其间17年，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编剧并兼摄影的。
他所导的影片，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在早期电影界中，摄影之美，但氏称霸一时，其得力于美术功底，实为重要原因。”著名导演程步高如是说。
但杜宇还以电影多面手而著称，他集编剧、导演、摄影、美工、布景、洗印等于一身，拍出多部影片，堪称一绝。他虽身兼数职，却从不马虎，对工作有着刻意求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于拍得不理想之处，总是不计成本重新拍摄，直到满意为止。
但杜宇特别勤于钻研和探索，在技术落后、条件简陋、资金有限的20年代，他因陋就简，开动脑筋，拍出了许多当时看来十分困难的镜头。
如拍《杨贵妃》时，需拍漫山遍野的逃难民众的镜头，却雇不起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但杜宇选择了农历七月十八日苏州乡民朝山进香，道路为之堵塞的机会，用远景拍摄，竟能以假乱真。
又如一次拍舞会镜头，剧情要求地板光亮照人，而影棚的地板却很粗糙，他令人用拖把将地板拖湿，摄入镜头后即晶亮透彻，饶有光泽的。
他总是用智慧，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然而，但杜宇的影片也有着共同的缺点，由于他崇尚唯美主义，他的影片美则美矣，却远离现实生活，且欧化色彩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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