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杨耐梅在赚了一笔之后，生活越发放纵，出入赌场，一掷千金，挥霍无度，曾创下一夜输掉8万银元的纪录，又染上鸦片毒瘾，数十万元资财很快告罄。
放浪不羁的生活毁掉了她的事业，耐梅公司以资产告尽而被迫关闭。杨耐梅最终仍未能逃脱得了嫁个名人托付终身的命运，嫁给了国民党元老陈少白之子陈君景。
胡蝶却不是这样。首先，胡蝶成名后，对事业仍有执著的追求，她对于电影表演事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成名后更是勤于思考，勇于探求，加之对艺术悟性颇高，演技日趋成熟，故而深得“明星”的老板及编导的赏识和重用。
其次，胡蝶为人比较谦和，人缘很好，从不摆明星的架子;拍片时总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与导演、摄影及其他演员都能默契配合;又从不迟到早退，在明星公司素有“乖小囡”之称，这对于公司的头牌红影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再次，胡蝶比较注意洁身自爱，独善其身，而较少虚荣心。她对于拿感情做交易是不屑一顾的，对于声色犬马的交际场所也从不留恋，她选择了母亲为她指引的“认认真真地演戏，认认真真地做人”的道路。
应该说，在当时电影圈内，像胡蝶这样高额薪金的人是凤毛鳞角的，但她的高额薪金中相当一部分用在了补贴父母开支、一家十几口人的家用上，她个人除了做些必要的高档服装外，总的说来生活还是比较节俭的，这一点，在“明星”朋友圈内也很有口碑。
胡蝶身上的这些优点，摆在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身上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在电影圈内，尤其是在成名的女影星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和她媲美。当潘有声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这一切后，心中对胡蝶的爱慕又增添了几分。
促使潘有声投身爱河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随着“雪蝶解约案”的进展，胡蝶要求解约的原因已真相大白，责任完全在林雪怀的浪荡和狭隘，并不是胡蝶名气大了、收入多了而看不起林雪怀。恰恰相反，胡蝶对林雪怀的感情直到林挑起事端都一直是专一的。这就使潘有声打消了人微位卑与胡蝶这样大明星不相般配的顾虑。
胡蝶与潘有声终于由相识相知到相慕相恋。胡蝶在结束了与林雪怀的痛苦恋情后，在23岁这年，她又重沐爱河，爱之神终于向这位女影星射出爱之箭。
两人虽然坠入情网，但胡蝶的头脑是很清醒的，这一次胡蝶再也不肯轻易放弃“自由身”的身份。在她和潘有声相恋的头两年中，只谈恋爱，不议嫁婚。他俩甚至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双双露过面，更不像当初与林雪怀那样大肆张扬地缔结婚约了。
不管怎么说，1931年对于胡蝶来说，既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解约诉讼和与潘有声的相爱可以说是胡蝶在这一年中生活的大事。但作为一位电影明星，她并未因此而耽搁了拍电影，拍电影在她总是第一位的。
自胡蝶主演的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1年3月上映后，“电影界的竞争更加激烈。陈控然的友联公司于5月24日推出了蜡盘发音有声片《虞美人》。7月1日，顾无为的“大华”和黄槐生的“暨南”两公司合股，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
诸位，有人看到这，也许会问，有声片怎么会分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这是怎么回事啊?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番。
电影自19世纪末诞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是默片，即有影而无声，剧中必要的对话均由字幕来表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声片技术终被发明，1926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率先尝试拍摄有声电影，是年8月26日，有声片首次与观众见面。12月，上海的新中央大戏院和百新大戏院利用美国机器放映了若干种美国有声短片。1929年，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率先改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半年内，上海各影院均改装了设备，但播映的影片，都出自好莱坞。
当时的有声片，可分为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其实就是给影片配上特制同步唱机，将片中的对话及背景声音录制在蜡盘唱片上，放映影片时与唱片一起放，此种方法制作设备较简单，费用也低，缺点是音画容易脱节。
而后者则是利用声光转换原理，将音频信号转化为光信号，印在电影胶片右边一行声带上，这也是今天的电影普通采用的方法，但技术复杂，设备昂贵。
却说摄制有声片的激烈竞争以及《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促使明星公司更加认定技术乃是艺术的基础，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须在技术上压倒对手，于是决定：投巨资购买拍摄片上发音有声片的设备。
1931年7月，洪深受命赴美国考察有声电影状况，并洽购美国有声电影器材和聘请美国技师。8月，洪深回国，带回了新购买的两架“四达通”录音机，一部有色摄影机，以及聘用的两名美国技师。
在更新设备的同时，郑正秋又提出通过拍摄巨额投资，制作认真、质量高、品味好的影片来重振“明星”雄风的建议，这是针对“联华”而提出的。
“联华”并未涉足有声片的拍摄，但“联华”以新派面目出现，正是以制作精良、手法新颖、品味较高争取到了大量的较高层次的观众。
当时的电影市场，仍以默片为主，“明星”并不想也不能失去这个大市场，因此，“明星”将以新的设备、新的思路在声片和默片两方面均要拿出大制作来。
“明星”巨头们经过认真磋商，一致同意开拍《自由之花》，并将该片列为公司1931年的重头片，以期使该片成为“明星”发展电影技术、提高影片水准的总体表现，进而恢复“明星”在影坛日趋衰落的领导地位，重新以良好的声誉称霸影坛。
《自由之花》和“明星”以前拍的影片比较起来有许多不同，在题材选择上，越出了家庭、伦理、婚姻、道德等所谓“社会片”的范畴，更不同于随意编造的武侠神怪片。
这部影片取材于1915年冬，也就是袁世凯紧锣密鼓策划恢复帝制并自己称帝之时，蔡锷设计逃出北京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义的这段真实的历史。
剧本由郑正秋编写。此次他锐意求新，选择了护国战争史的题材，片中虽然渲染了蔡锷与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故事，但通过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卖国求荣，日本趁机提出“二十一条”，试图灭亡中国的描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通过对小凤仙深明大义，蔡锷高举义旗的描写，激励国人奋起反抗外来侵略。
《自由之花》的故事发生在1915年北京，如果仍按老办法在摄影棚里拍摄，其真实感显然就要受到大的影响。导演郑正秋提出赴北平实地拍摄外景，张石川和周剑云却不敢马上拍板，因为这样，制作费用会增加许多。
郑正秋决不相让，他指出：
“要拍出高质量的片子，就得花大本钱。诸位深知，现在能否拍一部好的影片，对于‘明星’的发展是何等重要，要放胆一搏，拍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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