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女士是地位很高的电影女明星，因此她的结婚(这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就引起了广大的影迷的注意，或者说是兴趣。——这不稀奇，因为电影明星的行动，本来就是极引人注目的。
可是我们听到许多人的意见，说是电影明星结婚，要影响到她的地位的。
为什么电影明星的结婚会影响到她的地位呢?假如她的地位原是用自己的修养和努力换来的话。这是我们所不懂的。因为私生活的关系吗?电影演员的艺术修养，当然和他们的私生活有关，但结婚并非就是生活的堕落……
胡蝶女士是结婚了，我们除祝颂她的私生活幸福以外，还希望她在艺术上有更多的努力，更好的贡献。对于那样不合理的谬见，我们期待着事实的有力反证。
胡蝶的确以实际行动作出了“有力的反证”，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接连拍摄了《女权》和《永远的微笑》。在拍完《永远的微笑》后，胡蝶渐渐地淡出影坛。
1937年春季来临之时，胡蝶终于摆脱了繁忙的拍片生活。胡蝶之淡出影坛，收入当然要减少，潘有声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他早有赴香港发展的计划，潘有声和胡蝶开始作移居香港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11月12日，上海失守。“明星”总厂厂址被日军占领，明星公司从此不复存在。
“明星”即亡，胡蝶与它的一年一片的协议当然也就一笔勾销了。潘有声已在香港发展他的事业，胡蝶便同家人在抗战爆发后避居香港。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暂时还未存在战争的威胁，因此，胡蝶赴港后和潘有声度过了一段堪称平静的日子。胡蝶除了持家和社交之外，出于职业习惯，关心起香港的电影业来。
1938年春季的一天，胡蝶忍不住影坛的诱惑，终于重下银海。此后，胡蝶主演了《胭脂泪》、《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等影片。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25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此时的胡蝶，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受到深深伤害的屈辱。
一天，衣冠楚楚的诸熟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和久田幸助跨进了胡蝶的寓所。胡蝶知道他曾威胁利诱当时也在香港的梅兰芳，梅兰芳则蓄须言志，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在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登台演戏。胡蝶对梅兰芳不畏强暴坚持民族气节的行为深为敬佩。
和久田幸助跨进胡蝶的家，客气一番，在沙发上坐下，他开口说道：
“此次‘大东亚圣战’，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大东亚共荣圈’。我们非常希望能和胡蝶女士交朋友。”
“不敢当。”胡蝶冷冷地答道。
“胡女士能在战时留在香港，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希望胡蝶女士能出来为‘大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做些事。胡女士可以继续拍一些电影。”
“这……”胡蝶不知如何回答。
“请胡女士不要有什么顾虑。对待像胡女士这样的名人，我们拟定了三项政策：第一，如果你仍愿意留在香港，我们会妥善保护你们的生命和财产。第二，我们会尊重你们的个人自由，如果你们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之类的地方的话，我们会无条件地放行。第三，我们从来都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我的话，胡女士和潘先生都听明白了吗?”
“……”胡蝶、潘有声未置可否。
和久田幸助告辞。
送走和久田幸助，直觉告诉胡蝶，此事决不会就此结束，恐伯是麻烦才开了头。至于和久田幸助的三项保证，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果然，不久后和久回再次登门，依然是彬彬有礼，笑容满面，但他的话却让胡蝶胆战心惊：
“我们想请胡女士到东京作客，游览东京的风景名胜，顺便和日本的电影公司合作，拍部风景片。片名我们也想好了，就叫做《胡蝶游东京》吧，保证毫无政治内容。”
胡蝶陷入了沉思，所谓毫无政治内容只是自欺欺人，在这种时候去东京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但又不能硬顶下去，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无疑是以卵击石，得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和久田见胡蝶沉默不言，以为她动心了，正要继续开导，胡蝶开言了：
“谢谢和久田君的盛情，几年前我游历欧洲，曾大开了眼界，现有机会去东京当然也不错。只是我已有孕在身，不便拍片，是否等分娩以后再说?”
和久田盯着胡蝶看了一会，似未见有怀孕的迹象，但胡蝶的表情镇定，也不大像说谎，和久田将信将疑，为了保持“亲善”的姿态，而且还要指望胡蝶合作，终究不能勉强。想想你区区一个女演员，总逃不脱我的手掌心，于是就答应了胡蝶，待她生下孩子后再去东京。
其实，胡蝶并未怀孕，她是一时急中生智，想出了这个借口以争取准备出逃的时间。自和久因此次登门后，胡蝶和潘有声都明白，无论多么艰难危险，该是逃出香港的日子了。
他们开始为逃亡作积极的准备，将所有的财物装箱成箱。潘有声设法通过秘密渠道与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联络，请求他们的帮助，并安排好逃亡的路线及方法。游击队曾帮助过许多名人成功地逃离香港到达大后方。
胡蝶为了迷惑监视她的日本人，平时很少上街的她，也开始在街头频频露面，或购物，或访友，作出一副要在香港长住的样子。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和游击队接头的日子又到了，胡、潘等人在家急切地等待着游击队联络员的到来。
这天晚上，胡蝶的家门被敲响了，一开门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那姑娘向胡蝶深鞠一躬，甜甜地叫道：
“胡女士，我是来接你的人。”
胡蝶觉得眼前这个姑娘很面熟，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惠敏呀。胡女士可能不认识我，可我早就是你的影迷了。”
“杨惠敏?是不是大名鼎鼎的童子军战地慰问团的杨惠敏?”
“是呀，你怎么也认识我?”
“原来是你，我早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照片，怪不得面熟得很呢。”胡蝶这才释然。
杨惠敏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孩，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猛攻上海，代表童子团和上海市人民，把旗帜亲手交给谢晋之团长的就是她。当时上海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杨惠敏的事迹和照片。胡蝶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她。
两人热心地交谈了一会儿，接着，杨惠敏代表游击队将出逃路线又一次重新安排了一下，并要胡蝶和家人这几天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游击队将会在近日派人来接。
胡蝶望着小小年纪的杨惠敏，感慨地说道：
“小妹妹，你真了不起，当年你在苏州河献旗之举，已被老百姓所称道，没想到如今，你又能为我们这些滞留在香港的人出力，真是有胆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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