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老板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对曾在“明星”数年的阮玲玉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阮玲玉性格刚烈、感情奔放，在摄影场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真，拍起戏来，表情自然。但她对石川这个大导演的指派并不言听计从。石川对她有些伤脑筋，因此，也就没重视培养。”
不管外人怎样议论纷纷，阮玲玉本人对“影后”评选这类活动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好友胡蝶当选，阮玲玉也为她高兴。即使胡蝶本人，对当选“影后”一事，看得也很淡，她称之为“游戏”。
其实，在评选“影后”的1933年初，阮玲玉和胡蝶还都没有达到她们表演艺术的巅峰时期，代表她们表演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后的两年中拍摄出来的。
这两年中，阮玲玉在“联华”的默片中一展其长，胡蝶则在“明星”的声片中尽显风流，她俩交相辉映，声震影坛。她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电影表演艺术的执著追求，有一份强烈的事业心，她俩的敬业精神是影圈内人士有口皆碑的。
客观地讲，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是言听计从的;阮玲玉则更多的独立思考，注重体验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艺术魅力。
就在“影后”的评选热热闹闹地进行的时候，阮玲玉已投入到了新片《城市之夜》的拍摄。
《城市之夜》是费穆的导演处女作。费穆早年曾辗转各地，尤以北平和天津为常驻地，对城市生活有独到的观察与了解。加上他早就细心钻研电影的艺术表现与技术技巧，虽第一次执导演片，就出手不凡。
阮玲玉在片中的出色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她在片中饰演的是女主角，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少女。与她演对手戏的仍是金焰，他饰演的是一位迷失了前途的富人的儿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当时有人曾在评论中写道：
“大家都不会忘怀从《城市之夜》中所得来的深刻印象：贫民窟和高大的洋房、大富翁和赤贫的奴隶、悲苦与荒淫、天堂与地狱。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们无处安身，而同时对于富贵之家的庭前，却添了几分春色。以显明的贫富对照、现实地表现人间的不平，强调地提出了住的问题，严肃地处理了这社会悲剧。”
左翼电影的领袖人物夏衍用黄子布的笔名与其他人合写的影评也对《城市之夜》给予了较高评价：
“当我们开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之中，就可以跃现出许许多多这个‘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车、静安寺路上的高楼、跳舞场里的客人、跑狗场里的狗……黄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桥头的可怜的非人生活的女人、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边是过着非分的享乐与迷醉中的生活，而一边是受着惨侧的欺凌与压迫下的待遇……这是多么矛盾又是多么使人惊叹的一幅都市之写真画。
而这个《城市之夜》就是这样一幅写真画之中的明晰地浮动之一部分。
无疑地，对于《城市之夜》，我们以为它的题材之“接触现实”与“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异曲同工的一样有意义的新作品。
阮玲玉在《城市之夜》里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评，夏衍等人的影评在谈及演员的表演时说：
“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那种困苦、贫愁的经验，而是那种贫苦的人物是最现实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发现，随时都有得接触的人物，所以演员的表情，容易着力。这样阮玲玉和王桂林就从容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1932年底到1933年，阮玲玉进入了她一生中在电影表演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造就她在这一时期如此辉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张达民的“贴身”纠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第一次能在上海独享清静，而不必担心张达民随时随地会进行骚扰，使她得以将精力集中在拍摄电影上。
但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回家，阮玲玉一进家门，突然看到坐在家中的张达民，很是诧异：
“你怎么跑回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你难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辈子吗?”
阮玲玉连忙否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在香港干得好好的，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跑回来了?”
“香港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我为那每月区区200元钱，天天卖苦力，实在不值得，我辞职不干了!”
“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吗，怎么还不够用?”
“那几个钱管什么用，还不够我到澳门玩一趟的开销。”
张达民提到澳门，阮玲玉马上想到，张达民一定又去赌了。在澳门赌起来可是没底，不要说每月几百元，万贯家财赌个精光也没什么稀奇。想到这里，阮玲玉心中猛地一紧，连忙问道：
“你是不是又欠下赌债了?”
“赌债倒是没欠下，只是……”
紧追慢问，阮玲玉才明白，张达民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款子，要不是何东先生出面，那张达民的纰漏就出大了。
看着张达民厚颜无耻的样子，阮玲玉气恨交加：
“你竟然做出这等丑事来，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不知说什么就别说呗!”张达民振振有词。
“我不说不等于别人就不说，你想，这事能不传到联华公司来吗?我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面目去公司找我?”
张达民一听，懵了，只好问阮玲玉：
“那你说该怎么办?”
“在家呆几天再说吧!”
一段日子过去了，一天，阮玲玉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有关消息，她猛然想起她的广东同乡在十九路军中任财政处长的范其务。阮玲玉想：若把张达民托付给范其务，让他远离上海、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也许他能收心敛性，重新做人。
于是，阮玲玉给范其务写了封信，请他为张达民在福建谋个职位。范其务很快回信表示，福清县税务所正缺一个所长，张达民如肯屈就，他可以一手安排。
阮玲玉接信后，即与张达民商量，张达民内心当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一听说有个税务所长等着他去做，考虑再三，才同意去试试。几天后，张达民只身踏上了去福建的路程。
然而，张达民到福建不到两个月，便三天两日写信来骚扰了，那似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无非两个字：要钱。为了张达民不再跑回上海胡搅蛮缠，阮玲玉只得花钱消灾。
眼不见，心不烦，早已与张达民没有了丝毫感情的阮玲玉渐渐地将张达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此时，一位中年男子闯进了她的生活空间。这位中年男子便是后来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阮玲玉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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