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唐季珊刮好胡子，着上新添购的灰色西装，支支吾吾地出去了，阮玲玉设法尾随其后，终于印证了她的推测，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双双进入新居中去。
阮玲玉看到此情此景，心快跳到喉咙口，手激动得急骤颤抖，几乎眼发黑快晕了过去，心中在默念着：啊!她胸前还佩戴着那颗红宝石项链。
原来，在数天前，阮玲玉已见唐季珊行动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带着试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摸着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子，内装一红色宝石的项链。
阮玲玉看着这精美的饰物，思绪起伏：他是送给我的吗?他已知道我有几副满意的项链了，而且这一副和原来的项链中的一副十分相像。可他不是送给我的，又是送给谁的呢?
阮玲玉全身血液沸腾着，微皱着眉头，不觉又想到：难道自己的猜测，近日来所听到的风言风语是真的么?当她再回过头去，看见正躺在床上的唐季珊，沉睡中一滴口水顺着嘴唇流出的样子，徒生一种嫌恶的感情。
阮玲玉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顺手拿了一块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边的唾液。随着这一动作，她心中又萌生一个思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留心查看。现在看来，天呐!这一切可不是真的么?
唐季珊的变化，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阮玲玉与张达民联姻，是母女寄人篱下，又受旧风俗习惯的束缚。在当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何况，那时阮玲玉并未成年，婚姻由无经济能力的寡母代办，现在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能明了几分真相的人，可能同情是在阮玲玉这一边的。
可是，与唐季珊同居时，自己已是一个22岁的成熟女子，又是一个曾经历过一次婚姻不幸的人。阮玲玉心中在骂：这是自作自受。
阮玲玉的眼泪，向谁诉?向谁言?自然，她首先想到了在生活中最亲的人——母亲。可她想到，就是对母亲倾诉心怀，也是于事无补，她见着母亲因过于辛劳的生活而造成额头的缕缕皱纹，就不忍心去再加重她的悲痛。
从此，在阮玲玉的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变化，不明底细的人，从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戏，准备角色，参加社交活动。可要是一个细心的人就会觉察到，她在和大家说笑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声刚出来，又嘎然而止。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得把她的情感寄托于神佛，费穆干1936年曾忆及阮玲玉的一段往事：
“她(阮玲玉)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数次到普陀进香;在苏州拍《人生》的时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归途中，她又在西园进香，在五百尊罗汉面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记得，她曾这样对我说：‘不要笑我，我晓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实我何尝笑她，这不过是她自己解嘲的笑——根本她已自觉在佛前烧香是一件迷信的行为，而她暂时还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罢了。
她对于这种内心的冲突，正如对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样，无时不在挣扎，无时不在斗争……”
信佛的阮玲玉并没有逃离厄运，1935年初，她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掀起波澜的则是张达民和唐季珊。
还是在1934年底，圣诞节刚过，阮玲玉的家中来了一位中年妇女，此人坐下后，向阮玲玉和唐季珊说道：
“我是张达民的表姐，他请我来与你交涉一件事。”
“什么事?”阮玲玉警惕起来。
来人不急不忙地说道：
“当年阮女士与张先生订立的协议，还有将近5个月就要到期了。张先生最近手头有点紧，希望阮女士能将余下的5OO元今天一次付给，交给本人带回。这是张先生的委托书，请阮女士过目。”
阮玲玉接过委托书一看，确是张达民的笔迹，她略一沉吟，说道：
“也好，我答应他的要求，今天就将5OO元钱给他。请你转告张达民，自此后，我与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
来人将钱装进口袋里后，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
“阮女士别把话说绝了，本来你在付出这笔钱后，的确与张先生已了无瓜葛。可阮女士别忘了，你当初搬出海格路大胜胡同与唐先生同居时，把属于张先生的衣物、家产也一并搬了过去。”
阮玲玉听闻此言，怒从心起：
“你这是血口喷人!他张达民有什么财产在我手中?真是笑话，当时不要说家中的财产，就是张达民的零用钱，也都是我给的。”
来人并不生气，一字一板地回道：
“这家务事可不是由你阮女士一人说了算的，到底阮女士侵吞了张先生的财产没有，我们可以请公众来评理。”
来人终于亮出了杀手铜。
这时，坐在一旁冷眼观看的唐季珊发话了：
“我看你这位女士何不把话挑明了说呢，他张达民不就是想再从我们这里讹一笔钱吗?请开价吧。”
来人脸上一丝尴尬的神色一闪而过：
“唐先生是个爽快人，阮女士带走的属于张先生的财产，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所值大约不会低于2000元。”
“2000元，张达民的财产可值钱哪，”唐季珊满脸的不屑。“好吧，我就出一回血，这钱我付了。”
听唐季珊愿意付钱，来人也就不计较唐季珊的态度，“那就请唐先生如数付给吧。”
“且慢，你回去叫张达民写份文书来，保证拿了这笔钱决不再以任何方式来惹是生非，胡搅蛮缠。”
来人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张达民的那位表姐又来了，但她狮子大张口，开出的价钱是4000元，否则不写文书。
阮玲玉稍稍犹豫了一下：4000就4000吧，自己省一点，摆脱这个恶魔比什么都好，正待开口答应，唐季珊抢先发话了：
“别做你的清秋大梦了，2000元已是过分，还想讹4000元。回去告诉张达民，2000元也不给了，他有什么办法，就冲着我唐季珊来吧!”
“好，等着瞧，我们法庭上见!”来人跨出门时恶狠狠地丢下话来。
第二天，唐季珊就收到张达民委托孙粥伍律师写来的一封信，“指其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唐季珊读完来信，冷笑道：
“张达民抬出个律师来以为就能吓倒我了，他能请律师，难道我就不会请?与其让他先告我，不如我先来告他，先让他到被告席上坐坐再说。”
阮玲玉不愿打官司，然而唐季珊一点也不考虑她心中的忧愁，聘请了著名律师熊飞，将一纸诉状递到了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法院受理了此项诉讼。于是，阮玲玉被卷入了一场直接导致其毁灭的连环讼事之中。
1935年1月10日对阮玲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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