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命的，请只看罗罗皂皂，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
另有一些记者则声称他们关于阮玲玉的报道是“有闻必录”，有经官的事实为依据的”，似乎阮玲玉的死和他们毫无关系。对此种论调，病中的鲁迅先生拍案而起，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指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当然，也有些报纸受到阮玲玉之死的震动，对自己曾有意无意地加入过诽谤阮玲玉的黑色大合唱的行为，有一定的反省，在阮玲玉去世后，发表了一些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报道和悼念阮玲玉的文章。
更多的报纸则热衷于讨论阮玲玉为何要自杀。于是开列出五花八门似是而非的所谓原因，有指张达民和唐季珊为凶手的，也有说是因为舆论的胁迫，也有说是虚荣心驱使的，还有说真正的刽子手，是中国不长进的影迷等等，不一而足，煞是热闹。
不能说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但这些报纸上的讨论，大多已背离了寻找造成阮玲玉悲剧根源的初衷，有些报纸压根就从未抱有过这样的初衷，因而成了一种文字游戏，一种空论而已。
在阮玲玉自杀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凶手角色的张达民，在阮玲玉去世后进行了令人作呕的拙劣表演。
3月8日晚，张达民正在扬子舞厅跳舞，一位熟人走过来告诉他阮玲玉已自杀身死。张达民起初不信，当他确信此乃真事后，心中一阵发虚，因为他明白他是逃脱不了凶手的罪责的。
他急忙赶到殡仪馆，趁隙溜了进去，见到了阮玲玉的遗体。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起来，明日各报将此消息一登，自己必定立时成为万众唾骂之人，得设法为自己开脱。
回到家，张达民经过一夜苦思冥想，终于想明白一点，要人们不骂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相信他是爱着阮玲玉的，他所恨的只唐季珊一人而已。
第二天一早，张达民找到了与自己相熟的记者，拿出一块丝巾，指着上面的两块红斑说，这是他昨晚去殡仪馆见到阮玲玉的遗体时，用丝巾擦拭阮玲玉嘴边的鲜血，他要将此丝巾永久保存，以志纪念。说完，将丝巾系在了颈上。
他在见到另外一位记者时，更大言不惭地说道：
“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能与君作长谈，惟一言以蔽之，愧恨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如今日之结局，若《啼笑姻缘》中之沈凤喜与樊家树之结果，事实俱在，夫复何言，惟有由社会民众加以公评耳。”
张达民竟能说出他的“痛苦”“甚于死者百倍”这样的话，并以张恨水先生的名作《啼笑姻缘》中的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学生樊家树自比，其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故作姿态，令人作呕。
阮玲玉的死讯公布后，特别是阮玲玉的遗书发表后，张达民果然受到了多方谴责。张达民读了报上所载阮玲玉遗书的全文，阮玲玉死前对他的怨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但阮玲玉在遗书中所言“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未免把张达民想得太好了一点，早已没了廉耻的他，哪里还在乎舆论的谴责。
不仅如此，当有记者问他对阮玲玉的遗书有何看法时，他竟能振振有词：
“(遗书)已见报载，惟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事，决心追究，决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
当然，阮玲玉的葬礼他是不敢参加的，他声称他是不愿徒增悲痛才不去的。数日后，他又忸怩作态，来到阮玲玉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
如果说此时张达民逃脱罪责还算是有点良心的话，更可恨的是阮玲玉死后，张达民仍不放过她，还想在死人身上发财。张达民看到阮玲玉在社会各界影响很大，遂游说月明影片公司，拟拍阮玲玉自杀影片，自己现身说法，并拟请何非光饰唐季珊，请淡英饰阮玲玉，片名曰《谁之过》，旨在借机发财，并为自己开脱罪责。
不料，由于月明公司和张达民在价钱上未能谈妥，张达民第一个条件是想提出如自己本人扮演片中的张达民，须以一万元为酬。此后再三商量仍谈不拢，此事方才作罢。
1938年，张达民又窜到香港世界影片公司，毛遂自荐，拍摄他与阮玲玉恋爱经过的故事片，自编自演，内容仍是低毁死者，为自己开脱罪责，片名初定《阮玲玉》，后改为《情泪》。
影片拍成后，香港、广州、南洋的影院全都拒绝放映，梦想发死人财的张达民美梦成空，仍是穷困潦倒。
当时上海的报界指斥说：“张达民在港，颇以前夫为名，向各界制片公司兜售生意，出卖死者，至为可鄙。”卑鄙无耻的张达民逼死了阮玲玉，自己也没能活多久，35岁便因病在香港一命呜呼了，真是恶人有恶报。
另一个在阮玲玉死后作充分表演的是唐季珊。他利用阮玲玉至死也没有完全识破他的本来面目这一点大作文章，首先在各报刊登“报丧”的告示，称：
“唐季珊夫人(即阮玲玉女士)，痛于国历三月八日戌时寿终沪寓，兹择三月十一日申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择日出丧，谨此讣闻。唐敬玉堂谨启。治丧处设万国殡仪馆。”
唐季珊俨然以阮玲玉的丈夫自居。
在阮玲玉入殓的仪式上，每位发言者都心清沉痛地缅怀阮玲玉的业绩和为人，独独唐季珊致词时大谈他与阮玲玉的所谓真正的爱情，痛骂张达民兴讼害死了阮玲玉，似乎阮之死与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
“举殡时，唐季珊特制法琅纪念章数千枚，贻送殡之人，上刻‘唐夫人阮玲玉女士纪念章’字样。但联华公司同人，得此章后，即予退还，亦有当即用刀将唐夫人三字镌去之者。送殡之人，亦多设法除去唐夫人三字。”
明星公司则明确表示，只要由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丧事，“明星”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因唐(季珊)为电影界之罪人，致阮(玲玉)于死之导火线”。
可见，尽管唐季珊拼命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热爱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人和观众都清楚唐季珊也是杀害阮玲玉的凶手之一。
阮玲玉去世后，张达民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仍按原定时间3月9日开庭。张达民纵然脸皮再厚，此时也不敢出庭了，遂托故由其律师代到，而唐季珊则装出了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来到了法庭，理直气壮地站在被告席上。
此日庭审并无结果。3月17日再次开庭，这一次张达民、唐季珊及双方的律师均到庭。张达民在庭上大放厥词，说他和阮玲玉曾多么相爱，并拿出一张合影来证明他和阮玲玉是履行过结婚手续的。
唐季珊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慌不忙微笑地答辩，称他与阮玲玉正式同居之时，阮玲玉早已与张达民办理了脱离手续，并当庭出示了由张达民和阮玲玉共同签字的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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