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这篇充满激情的向“胜利的战败者”致敬的公开声明，使得剩下最后的一批资产阶级股东也退出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不顾忌资产阶级股东对他的如何评说甚至退股的威胁，他旗帜鲜明地举起《新莱茵报》这面红旗，鼓舞着德国工人，列斯纳说：“……我把《新莱茵报》(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二十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新莱茵报》提出警告，沙皇俄国已经把军队调集西部边境，随时准备帮助德国反动派镇压革命。
《新莱茵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向意大利《黎明报》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
《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普鲁士的残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国继续压迫波兰，它就不能摆脱竭力支持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俄国的控制和威胁;只要拿起武器对付俄国，退回掠夺来的波兰领土，才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均势，才能使打退的德国封建势力不致卷土重来，才能使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
《新莱茵报》上恩格斯著文鼓舞匈牙利人民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惟一方法。”……
特别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转入反攻。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倒台，成立了自由派贵族内阁，力图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为了有力地打击他们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紧密联合当时科伦的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
第20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2)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维也纳。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左派市民自卫团等组织为8月23日被枪杀的工人举行葬礼，参加者除工人外，还有大学生、妇女、城市居民等。队伍穿过大街，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向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组织呼吁，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并要求国会武装工人，大力宣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
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威廉·沃尔费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保护人民用鲜血争得的成果。接着又召开了多次类似的民众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离科伦不远的菲林根荒野举行的大会。一万多人步行、骑马、坐敞篷车和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宣布要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伦戒严，所有民主协会组织被撤销，集会权被废止。《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勒令停刊。
《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严重威胁，几位编辑被通缉，资金日益短缺。戒严8天过后，马克思重振队伍，继续把自己剩余的一点钱财大部分投入办报。尽管考虑到自己家庭生计而心情沉重，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因为“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10月11日，马克思同维尔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难，《新莱茵报》复刊了。
维尔特这位戴着袖珍眼镜的幽默小品专家，又亲眼目睹了马克思刺伤了敌人的那种乐趣，在复刊中“小品栏”里醒目地写道：
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令人高兴，
比向那种笨蛋快活地大开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闹剧已经开场，
神圣的科伦城宣布戒严。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猪一样，
普鲁士的大天使们包围了新市场，从那里蜂拥到鸡栏，
又进而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带着如临战阵的队伍，
在隆隆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尽管这时，威廉·沃尔费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迅速返回科伦，协助马克思处理编辑工作。但马克思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得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和工人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同种种糊涂思想与怯懦行为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得向军事机关搞抗议活动，处理如雪片飞来的各地通讯。此外，由于他还受法院起诉的威胁，因此每天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认真对付。
10月18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并设重兵保护。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鼓动大家去反抗。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时，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这时，他正风尘仆仆赶回来了。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坚决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呼吁书：
“……”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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