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1853年混进第恩街的马克思家里。他给政府对马克思在伦敦第恩街的生活作了如下一段密探报告：
这个党(共产党)的头目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助手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费(所谓的鲁普斯)，在伦敦;海涅，在巴黎;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毕尔格尔斯和丹尼卡斯，在科伦;维尔特在汉堡。所有其余的人都是这个党的一般成员。马克思确是党的首脑和灵魂，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给这个人物画像的原因。
马克思中等身材，34岁，但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体魄健壮，脸有点像匈牙利革命家瑟美列，不过脸色比他黑，头发和胡须也比他黑，胡子从来不剃。他那双明晰的眼睛闪耀着恶魔般的、凶险的光芒，一下子便使人得出他很有才华又很有魅力的印象;高深的知识和教养使他无可争辩地凌驾于周围的人们之上。
在个人生活方面，此人极端紊乱和无聊，他不会当家，过着放浪的生活。洗脸、梳头和换衣服，在他都是很少有的事。爱喝酒。偶尔会好几天无所事事。但是一忙起来就是夜以继日;他想什么时候睡觉就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起床，常常一干就是通宵不眠，直到中午和衣往沙发上一躺，一直睡到晚上，也不管来不来人。而那些人上他家里来找他的人就像是来到了风车跟前一样，反正也是止不住他的瞌
睡。
他的夫人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一个很有教养和平易近人的女子，由于很爱自己的丈夫，她习惯了这种放浪的生活，对穷困也安之若素。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孩子都长得挺漂亮，都有他们父亲那样的聪明的眼睛。
马克思虽然一般说来是急性子，很粗野，但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很温存和细腻。马克思住在伦敦最穷，因此也是住最便宜的住宅区，他租的套房只有两间，一间对着街，这是客房，后面那间是睡房。屋里的家具都糟透了，简直不成样子，都是些用坏了的、摇摇晃晃的破烂货，到处是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有东西都七零八落。客房中央放着一张上面铺胶布的旧式桌子。桌子堆满了手稿、报纸、书籍、儿童玩具、破旧衣服和马克思夫人的手工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那里看到有缺口的茶杯、用脏了的勺刀叉、大蜡台、小酒盅、墨水瓶、荷兰烟斗、烟灰——这一切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
来访的人一走进马克思房里，立刻就会堕入烟炭和烟草的弥漫烟雾之中，开头他必得像在山洞里那样摸索着移步，直到眼睛渐渐习惯于黑暗，能够在这滚滚烟雾之中辨别出一些东西为止。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盖满灰尘，要想往哪儿坐下去是危险的：一张椅子，一共才三条腿，另外一张碰巧还完整无损，可是孩子们在上面玩着做饭菜，递给客人坐的正好是这张椅子，那上面孩子们做的饭菜还没有擦干净，谁要是坐下去，肯定会把裤子弄脏了。但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他们会很殷勤地接待您，给您递上烟斗、烟草，随便从手底下抓一杯清凉饮料端给您。交谈很有意思、很愉快，这就补偿了简陋的陈设和不舒适的条件，您会习惯于跟这些人交往，开始感到这个圈子很有趣，很别致，这就是共产党人领袖马克思的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知道那普鲁士政府的大臣——燕妮的哥哥看到这份密探报告后是何感慨?是哭?是笑?……
也许“大臣老爷”对自己的妹妹的处境在笑在哭或非笑非哭的时候，燕妮的一家却已开始出现了转机。
1856年5月至7月，燕妮带孩子回特利尔守候在母亲的病床旁，母亲给了她一笔小小的财产，7月23日母亲去世，燕妮带孩子在巴黎停留后于9月10日回到伦敦。
这笔小遗产再加上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一家终于从第恩街的那个“洞穴”里挣脱出来。
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市场的霸主。
伦敦是世界金融、工业和贸易的首都。
伦敦同社会主义思想中心的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在历史上虽有过伟大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影响下的全国工联总罢工和大规模的宪章运动，但是在1847年的经济危机过后开始新的经济繁荣时期，英国工人放弃了自发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列颠的实证主义和求实主义占了上风。工联和企业家们选择了实行政治妥协，磨去了有尖锐棱角的政策。
这种气氛使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意识受到压抑，然而对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来说，伦敦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国际经济首都使他有可能全面看到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扩大视野，而在这以前他的视野只限于欧洲。
伦敦作为资本主义的先驱和典型的中心，使马克思能够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并用新的事实来丰富自己的学说。
英伦三岛的政治流亡生活对马克思来说是个人和家庭方面的悲剧。可作为他们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思想和材料，这种生活又是他纵有万贯家财和天堂之乐也无可替代的。
伦敦是马克思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好像是由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为他预先准备好了，好像是历史事件将马克思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了很理想的安排，帮助他登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促使他把在大陆上受到的教育加以完善。
英国正像他的英国博物馆一样也成为欧洲甚至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博物馆”之一。因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离开大陆，这不单单是他不平静的生活中的一次例行的迁徙，它意味着马克思的命运随着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而发生了转折：以社会意味的高涨，1848年革命的爆发和失败为标志的整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
“前30年，人生的前半生——这个充满激情和乐观精神的青年时代……”马克思离开浮躁的“小家”时又在英国博物馆里尽情遨游着。他不时在回顾总结自己前30年走过的路：1842年至1849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这期间的观察社会、积累知识、获取经验，在社会意识急剧发展和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影响和鼓舞下制定了新的学说，创建了党，拟订了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无遗的革命纲领，并且亲自参加了革命斗争。此外，也实现个人生活方面的理想：和燕妮结婚……同恩格斯的友谊、琳蘅的友谊……
马克思得出结论：婚姻中人生7年曲折的恋爱是最大的幸福，得到村姑琳蘅的那种敬和爱的神圣的默契、奉献是最大的幸福;寻求到人生最高尚的信仰，探索一条理想的发展道路，结识恩格斯这样的一些铭友，并将全部身心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之中……这更是人生最最莫大的幸福……
流亡伦敦之前的30年，在马克思心中留下了美好幸福的回忆，他将前30年生活中的风霜雨雪全略去不计，他认为：
在柏林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哲学思想中心钻研了理论。
在科伦，用现实生活检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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