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第一卷题献给1864年逝世的威廉·沃尔弗：“献给我永远怀念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资本论》以令人信服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由于《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终于把社会主义从一项空想转变为一门科学。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资本论》一书是马克思理论创作的最高成就。
早在第一卷印刷以前，马克思已经准备好了其余两卷的初步整理结构。1867年9月以后，他立即继续从事这两卷的整理和写作，可是他没有来得及脱稿，死神不等他完成这部著作就夺去了他手中的笔。
恩格斯承担起这项神圣的使命，把这位共同作战的好友的遗留的科学巨著继续加以整理付印出版。马克思的初稿笔迹谁都觉得看不清楚，只有恩格斯能辨认出来。而且像他那样和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没有第二个人。对每个问题，每项科学发现，马克思都曾和他商量过;而这些发现中，有不少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整理完工并付印出版，不仅是给他的朋友，而且也给自己，首先是给他们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友谊树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
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三卷末尾本应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在关于阶级的那一章开始时，他的手稿就突然中止了。
经过十多年黑暗的反动统治之后，在德国重新有了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工人组织。不仅是觉悟工人，连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新的希望，同情或是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就是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不久，写下这首诗，歌颂这个组织。
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夏天，经马克思同意，从英国返回德国，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信赖的人在那里工作，并组织这支工联队伍。
1863年5月，全德工人协会终于在莱比锡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
马克思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念念不忘随时返回祖国。所以他在柏林盘桓期间就积极活动以便恢复其普鲁士公民权。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时不同意恢复他的公民权，现在仍然拒绝他的这项要求。柏林的警察局长毫不掩饰地声明拒绝的理由，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共和主义的，至少不是忠于君主的”。
马克思不能回国，德国的工作只有通过朋友在那里开展。
1864年至1872年，马克思在伦敦创立和领导共产主义同盟时期之后成为他进行实际政治活动的又一个高峰。
1864年9月28日晚上，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波兰的、意大利的和瑞士的几百名工人和民主派流亡者都聚集在圣马丁堂。伦敦这个音乐厅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英国职工会领袖以及其各国派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坐在会议的主席台上。
在这次代表德国工人讲话的是马克思向筹委会推荐的战友埃卡留斯，马克思亲自起草了发言稿。会议通过选举，国际工人协会筹委会领导成员中马克思的名字列在末位。
1864年11月1日，组织了临时委员会，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作为纲领，对临时章程也一致同意，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巨大成就，因为这样一来，在同国际内部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的时候，不论在纲领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形式上，马克思并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总委会的主席和总书记都是英国工联的领袖，埃卡留斯也当过好几年的总书记。马克思只接受那些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的建议，当了德国通讯书记。在总委员会里几个国家的通讯书记、同主席和总书记一起组成了一个常务委员会。这是一种特设的领导小组，负责准备总委员会的会议和决议案。马克思经常提出深思熟虑的有益建议，所以常务委员会中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高度尊敬和充分信任。他简直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资本论》出版的第一天，国际工人协会作出决定，建议所有的工人学习《资本论》，马克思的这部“工人的圣经”在国际这支无产阶级大军中很快显示出巨大威力。马克思这位通讯书记积极通过德国工联的朋友做工作，争取德国工联组织加入国际组织。
在国际工人协会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担任过国际的主席和书记，但却是国际的实际首脑。从1864年国际诞生之日到国际解散，马克思时刻为制定国际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操心，为国际开展有效的活动和斗争承担一号领导人的责任。国际的文件、决议和宣言几乎都出自马克思之手，国际对重大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决策差不多都由马克思所倡议。马克思通过国际同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仔细研究他们寄来的消息和材料，认真考察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资料，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中肯的意见。马克思在国际中起着无人可比拟的重大作用，享有了极高的威望。
第27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1)
这位德国通讯书记一直在为德国统一、建立德国民主党的工作因受拉萨尔和施韦泽的阻挠而心中不快。他在发现施韦泽推行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非常气愤，也为自己和恩格斯的“非常政治人物”不能回到祖国而苦闷。他只有寄希望《资本论》和朋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及国内工联会的影响力了。
5月的太阳照耀在伦敦上空，马克思从英国博物馆走出来，他绕道经过市街，正走到国会大厦，这时一个声音迎面截住了他。
“老尼克——!”
这是女儿燕妮在亲热地喊马克思的绰号。绰号是这一家子在伦敦生活特有的幽默景点。贫穷和苦恼中常能从中寻找到一份轻松。夫人和儿女们常因为丈夫和父亲黑得可爱称马克思“摩尔”、“老尼克”和“山神”，有的朋友因马克思黑得严峻又亲切称他“雷神”。孩子们把妈妈唤作“妈咪”，把琳蘅叫“尼姆”。女儿们的绰号叫起来特别响亮特别可爱，这都是马克思的发明了：大女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劳拉叫“卡卡杜”(意思是白鹦鹉)，爱琳娜则有好几个外号：“杜西”、“中国王子古古”或是“矮子阿尔则利希”。这里也可见马克思同中国潜有一种特有的感情。
马克思听到女儿亲热呼唤，心里已预感到喜事来临。
燕妮跳到父亲跟前，紧紧抱住他。
燕妮已经25岁了，她像崇拜偶像似地热爱父亲。她也很快成为伦敦一位政治活动家。燕妮为分担家庭经济上的困难，不经得父亲的同意就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马克思常在家里接待的两位国际社会主义活动优秀青年又都被两位大女孩看中了，燕妮与比利时的优秀青年龙格很要好，前不久劳拉同非洲、古巴的一位常来家里拜访“国际领袖”的优秀青年保尔举行了婚礼。马克思真为孩子们政治上与自己志同道合而有说不出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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