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能不能告诉保安，不要让这个人进学校?”朱晓光询问。老师忙不迭地答应。
朱晓光第二天就随着音乐老师去外地演出了，毕竟年轻，很快就完全沉浸在掌声中。不只是掌声，还有演出的衣服，一套套从婚纱店里租来的礼服，雪纺、乔其纱，都是粉红和象牙白，一层层如奶油蛋糕一样把朱晓光淹没。
她告诉自己，已经全然忘记了临行前的这出闹剧。当沐浴在舞台灯光里，她就真的似乎全部忘记了。
一周之后演出结束，她没回学校，直接回家了。她知道自己短时间内很难回到那个充斥着各种体味的教室，课桌横七竖八地摆着，每一张桌面上的书与试卷都堆得高高的。还有声音，年轻的身体在长时间的脑力劳动之后，肠胃蠕动发出的哀鸣。她偷偷撕开一袋零食，老鼠一样小声地咀嚼着膨化食品。她无法再适应那种肉体和心灵的双重饥饿。
打开家门，最先看到的却不是母亲，而是另外一张脸，一张几乎让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的脸，一定是恐惧在她眼前搁置了某种视觉的屏障，让她看到的成年男子都戴上了那张脸的面具。
“这是你张叔。”母亲的声音仿佛从万里之外的云上传来。原来他姓张。
真正的战栗，从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时开始。她仔细搜索着“张叔”的脸，拿每个细微之处去和自己第一次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那张照片核对。就是他，“魅力无穷”。
母亲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这种亢奋，是在女儿面前掩饰老来陷入恋爱的窘，也是在张叔——这个恋爱对象面前掩饰自己的本相，显示妩媚出色的一面。两边都要装，话就变得没完没了。
朱晓光从母亲混乱的浪漫叙述之中，大概厘清了他们认识的来龙去脉。某个傍晚，母亲下楼梯的时候崴了脚，刚好碰到了姓张的。“你张叔刚好来找人。”这一点上，他倒是没有撒谎。姓张的带母亲去医院，没有伤到骨头，可也折腾到了晚上，母亲请姓张的吃了饭。“没想到你张叔也是一个人。”母亲说到这句时，飞快地含糊过去。
母亲太投入自己的叙述，也太紧张女儿与新男友的审视，此刻心里只想着自己，没有留意到朱晓光和姓张的之间古怪的气氛，姓张的一直低头不语，回避着晓光的眼神。
“你林阿姨不是去学过算命吗，她看了我俩的生辰八字，也说配，有缘，夫妻的缘分。因缘因缘，因在前，缘在后。之前那么多苦没白吃。”母亲说着，竟然有些哽咽。
朱晓光盯住自己交叉放在餐桌上的手，演出的红指甲还没有卸掉，鲜红得像要索了命一样刺眼。她用左手的指甲去抠右手的指甲油，指甲油凝结成了一张皮，在靠近肉的边缘卷起，就从那儿开始剥，剥不干净，红色仍像血的斑点一样。
朱晓光发现，认真地盯着这块厘米见方的指甲，把指甲油抠干净，仿佛成了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事物和声音都会消失。她盯着自己的指甲，不敢眨眼，仿佛想通过这一刻专注地为生活挖出缝隙，进入一个小小的世界，那个世界温暖、正常，一切都可以挽回。
第四章
凌晨两点，朱晓光依然醒着。还有几个小时，她就要起床帮母亲做婚礼前的准备了。据母亲说，她和她们的爸爸——旧爸爸没有办过婚礼，因此这回即便是二婚也要操办。母亲向全家宣布，自己要享受一个新娘的全部任性。
母亲的卧室在一墙之隔的隔壁，朱晓光知道只有母亲一人，却始终觉得能听到姓张的鼾声，一抽一放，发出一股细细的声音，如同从地底的幽冥之界传出。
她听到姐姐在上铺连续翻了几个身，用脚向上捅了捅姐姐的床铺，问：“还没睡着?”她最终也没告诉姐姐，自己早于母亲认识这个新郎。
半晌，才传来姐姐闷闷的声音：“太久没睡这张床了，怕压垮。”
这张高低床，是朱晓光五岁的时候才搬进这个房间的，当时姐姐也才十二岁。朱晓光和姐姐同时想到这个房间原来的主人，一下都有些黯然。
“谁叫你现在吃得这么胖。”朱晓光发出轻快的声音。
“没想到妈真的要结婚了，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以为她是被什么团伙诈骗了。回来一看，还好，那个张叔看起来还怪老实。”
张叔名叫张大伟。朱晓光不语，有时，她也有种幻觉，觉得张大伟和母亲就是一对平常偶遇的中年男女。
“不过男女的事很难说，老实又有什么用，爸爸，我是说生咱俩的那个，不也很老实吗?”
闻言，朱晓光伸出双手去抚摩床头的墙壁，手指蹭了一层白灰，母亲为了迎接喜事，将所有的墙壁又粉刷了一遍。五岁之前，她都在墙壁的另一头，母亲的卧室。母亲的床很热闹，被子、床单上都开着花，粉色的枕巾上还有金线绣的两朵大牡丹。
而爸爸，旧爸爸，则睡在一墙之隔的小房间，因为没有窗户而阴黑，铁丝床上春夏秋冬只有一床薄被子，脏得都看不出颜色，床边是一个他从邻居搬家丢掉的家具里捡来的床头柜，桌脚高低不一，漆也掉了一半。爸爸有时候听到母女三人在墙壁另一头的玩笑话，发出闷闷的笑声，母亲就立刻垮了脸。
朱晓光从小对这种奇异的家庭关系觉得理所当然，是率先懂人事的姐姐有一次对母亲说：“别人都是爸爸和妈妈睡。”
母亲脸色一沉，说：“你爸爸有病。”
晓光不明就里，可一下子也被母亲语气中的憎恶感染得严肃起来。她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爸爸得的是肝病，生病之后就没有工作，靠母亲在防疫站工作养着。
“真是苦了你妈哟。”亲戚们都这样说。
可到底是谁委屈了谁?朱晓光越是长大，就越觉得不能那么轻易地说。
爸爸原来还和她们一道吃饭;后来，就等她们吃过之后，自己一人吃，用单独的碗筷;再后来，爸爸就缩在自己房间里单开伙，他到底吃了什么，甚至到底吃了没有，就再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一股馊饭的味道。”每次经过爸爸的房门口，姐姐都用力地闻一下，这样说道。在对待爸爸的态度上，姐姐是和母亲一道的，拿他当一个笑话，当作自己所有不快乐的根源。晓光年纪小，觉得总是蜷缩着的父亲像一只受伤的饥饿的兽，她对他同情多过畏惧。
有一天吃早饭，爸爸忽然出现，精神很好，惨黄的脸上有了几分红润。他从他的床下拖出整整两大纸箱的饮料来，是那个环境里很奢侈的饮料。母亲很惊喜，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甚至用胳膊肘亲热地撞了撞爸爸，问：“什么时候买的?”
爸爸不说话，只是笑，带着三分骄傲拿出两瓶递给姐妹俩。姐姐冷嗤一声，扭头就走到门口去穿鞋，晓光高高兴兴地拿了一瓶。
到了幼儿园，自然要向所有人炫耀：“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万万瓶‘娃哈哈’，一辈子都喝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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