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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镜子_季羡林【完结】(12)

  郑又桥老师

  另外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老师,就是教英文的郑又桥先生。他是南方人,不是江苏,就是浙江。他的出身和经历,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他英文非常好,大概是专教高年级的。他教我们的时间,同杜老师同时,也是在高中一年级,当时那是正谊的最高年级。我自从进正谊中学将近三年以来,英文课本都是现成的:《天方夜谭》、《泰西五十轶事》,语法则是《纳氏文法》(Nesfield

  Grammar)。大概所有的中学都一样。郑老师用的也不外是这些课本。至于究竟是哪一本,现在完全忘记了。郑老师教书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改作文上。别的同学的作文本我没有注意,我自己的作文,则是郑老师一字不改,而是根据我的原意另外写一篇。现在回想起来,这有很大的好处。我情动于中,形成了思想,其基础或者依据当然是母语,对我来说就是汉语,写成了英文,当然要受汉语的制约,结果就是中国式的英文。这种中国式的英文,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消除。郑老师的改写是地道的英文,这是多年学养修炼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拿我自己的作文和郑先生的改作细心对比,可以悟到许多东西,简直可以说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可惜只跟郑老师学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正谊。再一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947年暑假,我从北京回到了济南。到母校正谊去探望。万没有想到竟见到了郑老师。我经过了三年高中,四年清华,十年德国,已经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小伙子,而郑老师则已垂垂老矣。他住在靠大明湖的那座楼上中间一间屋子里,两旁以及楼下全是教室,南望千佛山,北倚大明湖,景色十分宜人。师徒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其喜悦可知。我曾改写杜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明湖光。"他大概对我这个徒弟很感到骄傲,曾在教课的班上,手持我的名片,激动地向同学介绍了一番。从那以后,"世事两茫茫",再没有见到郑老师,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今天,我对他仍然是忆念难忘。

  第18节:我的性格(9)

  徐金台老师

  徐老师大概是正谊的资深的教员,很受到师生的尊敬。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他在课外办了一个古文补习班。愿意学习的学生,只需每月交上几块大洋,就能够随班上课了。上课时间是下午放学以后,地点是阎公祠大楼的一间教室里,念的书是《左传》、《史记》一类的古籍,讲授者当然就是徐金台老师了。叔父听到我谈这一件事,很高兴,立即让我报了名。具体的时间忘记了,反正是在那三年中。记得办班的时间并不长,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突然结束了。大概读了几篇《左传》和《史记》。对我究竟有多大影响,很难说清楚。反正读了几篇古文,总比不读要好吧。

  叔父对我的古文学习,还是非常重视的。就在我在正谊读书的时候,他忽然心血来潮,亲自选编,亲自手抄了一本厚厚的《课侄选文》,并亲自给我讲解。选的文章都是理学方面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一篇也没有选。说句老实话,我并不喜欢这类的文章。好在他只讲解过几次之后就置诸脑后,再也不提了。这对我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仿佛得到了解放。

  鞠思敏先生

  要谈正谊中学,必不能忘掉她的创办人和校长鞠思敏(承颖)先生。由于我同他年龄差距过大,他大概大我五十岁,我对他早年的活动知之甚少。只听说,他是民国初年山东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当过什么长。后来自己创办了正谊中学,一直担任校长。我十二岁入正谊,他大概已经有六十来岁了,当然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没有谈过话。我每次见到他,就油然起敬仰之情。他个子颇高,身材魁梧,走路极慢,威仪俨然。穿着极为朴素,夏天布大褂,冬天布棉袄,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袜子是布做的。现在机器织成的袜子,当时叫做洋袜子,已经颇为流行了。可鞠先生的脚上却仍然是布袜子,可见他俭朴之一斑。

  鞠先生每天必到学校里来,好像并不担任什么课程,只是来办公。我还是一个孩子,不了解办学的困难。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军用票满天飞,时局板荡,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一所有几十名教员、有上千名学生的私立中学,谈何容易。鞠先生身上的担子重到什么程度,我简直无法想象了。然而,他仍然极端关心青年学生们的成长,特别是在道德素质方面,他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八时至九时,全校学生都必须集合在操场上。他站在台阶上对全校学生讲话,内容无非是怎样做人,怎样爱国,怎样讲公德、守纪律,怎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尊敬师长,怎样与同学和睦相处,总之,不外是一些在家庭中也常能听到的道德教条,没有什么新东西。他简直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而且每次讲话内容都差不多。事实上,内容就只有这些,他根本不可能花样翻新。当时还没有什么扩音器等洋玩意儿。他的嗓子并不洪亮,站的地方也不高。我不知道,全体学生是否都能够听到?听到后的感觉如何?我在正谊三年,听了三年。有时候确也感到絮叨。但是,自认是有收获的。他讲的那一些普普通通做人的道理,都是金玉良言,我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正谊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我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鞠思敏先生应聘担任了这里的教员,教的是伦理学,课本用的是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他衣着朴素如故,威仪俨然如故,讲课慢条斯理,但是句句真诚动听。他这样一个人本身简直就是伦理的化身。其效果当时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但是,我相信,它将影响我们的终身。

  我在山大附中待了两年,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当了一年亡国奴,九死一生,躲过了那一场灾难。从1929年起,我在省立济南高中读了一年书,在清华读了四年,又回高中教了一年书,然后到德国去待了十年,于1947年才再回到济南。沧海桑田,鞠老师早已不在人间。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在日寇占领期间,大义凛然,不畏日寇的威胁利诱,誓死不出任伪职,穷到每天只能用盐水泡煎饼果腹,终至贫困而死,为中华民族留正气,为后世子孙树楷模。我听了这些话,不禁肃然起敬,较之朱自清先生,鞠老师似尤过之。为了纪念这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人民政府把正谊中学前面的一条马路改称鞠思敏街,这实在是令人敬佩之举。但是,不幸的是,正谊中学已经改了校名。又听说,鞠思敏街也已换了街名。我个人认为,这都是十分不妥的。后者,如果是真的话,尤其令人不解。难道是有关当局通过内查外调,发现了鞠思敏先生有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行动吗?我希望,山东省的有关当局能够恢复正谊中学的建制,而且--如果真正去掉的话--能够恢复鞠思敏街的名称。现在,我国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国势日隆,真正是换了人间。但是,外敌环伺,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央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的简短的条文中,第一就是爱国,这实在是切中要害的英明之举。在山东宣传一下鞠思敏,用身边的例子来教育人民,必然是事半而功倍。为山东人,为中国人,留下这一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是会有悠久而深远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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