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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镜子_季羡林【完结】(54)

  四、我的看法,几点结论上面我简略地叙述了提婆达多同释迦牟尼的矛盾与冲突。最后提一提我的看法。我的总看法是: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一场剧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公元前六世纪北印度思想界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把眼光放远,不要只看到佛教内部,而要环视当时整个北印度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与斗争。笼统说起来,当时的北印度,有点像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春秋和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大体言之,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思想体系:西方婆罗门思想体系,东方沙门思想体系。前者以外来的雅利安人为基础,崇信吠陀天启,坚持种姓制度,婆罗门至上,提倡祭祀,信仰多神中的一神,哲学思想主张梵我一如(天人合一),没有悲观思想,不主张苦行,基本上是入世的。后者看重苦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无神论的,否定自我,主张非暴力(ahi

  m ·sā),相信轮回业报。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二者是根本对立的。

  第87节:回到祖国(40)

  (二)沙门思想体系内部的情况。佛教、耆那教都属于新兴的沙门体系,这个体系内部的、最激烈的矛盾是正统佛徒与外道六师的矛盾。佛典中许多地方都能找到攻击谩骂六师的十分恶毒的言辞。

  (三)佛教内部的情况。佛教原始时期的情况,也有矛盾与冲突,最突出的就是我在本文中所讲到的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矛盾。对于这个矛盾的真相的说法,佛典中可谓既众说纷纭,又破绽百出,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应该公允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1?提婆达多五法的分析。我在上面已经详细地叙述了提婆达多所立的"五法",在这里不再列举。在五法中,有二法值得注意:一个是苦行,一个是不食肉。苦行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些规定实际上与苦行是相通的。不吃肉则是明确规定的。在印度宗教史上、在印度佛教史上,这两个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而偏偏在这两个问题上,提婆达多是同释迦牟尼对着干的。

  2?提婆达多思想的分析,苦行和吃肉属于律的范围。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根本对立,不仅表现在律的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教义方面。关于这方面,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我在这里只着重举出一点,提婆达多主张:"但有此生,更无后世。"提婆达多的好友,"外道六师"之一的晡剌拿,就是这样主张的。六师中另外一位名叫末加梨拘舍梨的"外道"也主张:"无善恶报,无有今世,亦无后世。"可见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现在可以用一张现成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唯物主义者。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问题,详细分析请参阅我的原文。

  3?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如果画龙点睛的话,"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现成的说法。这个斗争,大概在释迦牟尼在世时确实发生过,以后为佛祖本人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镇压了下去。但未能根本消灭,遂形成了佛教(或甚至不能称为"佛教")的一股潜流,一千多年以后,此流还在潺潺地流动。如果真正写佛教史,不能忽视这一股潜流。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梁僧祐《释迦谱·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卷十说:提婆达多(调达)由于害佛,入了地狱,受大苦难,便发悔心,说了声:"南无佛。"如来佛便说,他将来会成为辟支佛。在宗教斗争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印度教兴起以后,也把佛祖释迦牟尼请入自己的神殿,给他在印度教众神中安排了一个座位。

  最后,我还要着重说一句:以后研究佛教史的学者,必须正视佛教开创时期这一场相当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4?我的结论。 .福哇txt小说.

  略。

  5?《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cīnī的意思是"中国的",这一点明确无误,绝无可以怀疑的余地。可是偏有一位W?L?Smith先生写文章否定印度许多语言中称白糖为cīnī这事同中国有关。他挖空心思,故弄玄虚,大绕弯子,"拙"言惑众,来证明他的观点,结果自然是削足适履,捉襟见肘,前后矛盾,闪烁其词,危言并不能耸听,白搭一支蜡。

  学术探讨,空言无济于事。我们只能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历史事实是,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述,元世祖时代,中国福建Unguen(尤溪)地方已经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炼制白糖的技术。所谓"白"是一个颇为模糊的词,有种种等级不同的"白"。过去中国一些医书上已经有"白糖"一词,决不会是纯白,不过较之红糖,颜色显得稍稍淡黄而已。元代的白糖也不会是纯白。到了明代,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在中外科技史上,由于偶然性而产生的新发明,并不稀见。总之,中国明代已能制白糖,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后来,我在我的《糖史》中有专章讨论此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第88节:回到祖国(41)

  中国一旦能生产白糖,立即出口外洋。中国白糖运至日本,中国典籍和日本典籍中都有确切翔实的记载。中国白糖运至印度,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这个事实,Smith先生想否定是办不到的。传到了印度以后,印度人民无以名之,就名曰"中国的"(cīnī)。至于确定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我仍然用我的老办法:从语言上下手,也就是从cīnī这个字下手。由于资料不足,我只能利用Smith的现成的资料。他说cīnī这个字在印度孟加拉十六世纪时已经确立。他又推断,这个字十三世纪时已经出现。那么,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十三世纪中国从埃及学制的白糖已经从泉州由海路运往印度。明代生产的更白的白糖十六世纪后又通过同一途径运至印度。这样一来,传入的地点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是东天竺孟加拉。

  根据目前的资料,仅能作这样的结论。

  6?《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历史上的现代化(虽然当时还不会有这个名词),指当时的"现代化",也可以叫时代化。现代化或"时代化"的目标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发展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现代化总是同文化交流分不开的。一方面大力吸收外来的文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又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工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历史上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努力去解决传统文化与时代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好了,文化就大大地前进一步;解决不好,则两败俱伤。只顾前者则僵化保守;只顾后者则邯郸学步。中国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汉武帝时期,一方面努力保存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够放眼世界,大量吸收外来的东西。在其后一段时期,情况依然未变。佛教就于此时传入中国。文化交流使汉代和中国以外的广大地区蒙受其利。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时,对外文化交流就进行得虎虎有生气。反之,在国力衰微时,则顾忌很多,结果是阻碍了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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