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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镜子_季羡林【完结】(56)

  12?《〈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我首先叙述了我同王力先生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他是师辈,我是生辈。我认为他禀性中正平和,待人亲切和蔼,同他相处,使人如沐春风。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我归纳为八个字:中西融会,龙虫并雕。他的研究范围是语音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中国古文法、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诗律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同源字等等。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明清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师的衣钵,另一方面又受过西方严格的科学的审析音韵的训练。因此,他的成就在某一些方面超过了中国旧时的大师。他本人也成为一个大师级的学者。这是讲"中西融会"。什么是"龙虫并雕"呢?他研究极深极专,但又不忘普及。这是许多老一代专家不肯做的事。最后,我谈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王力先生是其中佼佼者。

  13?《为考证辩诬》

  考证,亦称考据,在清代同义理、词章并列,是三门学问之一。当时并没有反对的人。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大搞考证,引起了一些人的责难。进入五十年代以后,考证交了华盖运,同批判胡适联系了起来。说什么胡适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引导青年钻入故纸堆中,专搞考证。在"以论代史"的荒唐年代,专门讲"论",对"论"所从来的资料,则往往歪曲穿凿,削足适履。对材料的真伪和产生时代,往往不甚措意。而要达到鉴别材料的真伪和年代,考证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似乎是常识中的一点知识,也为一些"以论代史"者所反对,所讥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学术停滞不前,而且还有倒退的现象,与这股歪风不无关系。更可笑的是有人反对所谓"烦琐的考证"。考证是否要"烦琐",全由资料的性质而定。需烦琐则必烦琐,不需则否。不能由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定。

  14?《为胡适说几句话》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胡适是一个享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他政治上的偏见和错误,解放后更是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人们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那句有名的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来是正确的,也受到了批判。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还要危险,还要坏。我认为,这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我曾同他共事几年,他是校长,我是系主任,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可以说我对他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爱好政治而实为一个书呆子。

  15?《〈歌德与中国〉序》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最难得的是有自知之明。中国民族也是这样。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高统治者懵懵懂懂,以"天子自命",视所有的外国都为夷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中国统治者们一变而成为贾桂,拜倒在洋大人脚下。鸦片战争前,德国的(其他西方国家也一样)哲人大都赞美中国文化,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这情况在这本《歌德与中国》一书中有所阐述。中德两国人民读了以后,都会得到"启蒙"的作用。

  第91节:回到祖国(44)

  16?《〈比较文学概论〉序》

  本文原是为陈悖、刘象愚所著《比较文学概论》所写的一篇序言,收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时改今名。

  在本文中我指出了比较文学日益成为显学。原因何在呢?我借用了本书中的一句话:比较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起步,略晚于其他一些国家。近几年来,我们急起直追,总算是赶上了世界潮流,成绩是卓著的。不过,我现在--就是写这本书的现在--想加上几句话。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一方面要努力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扬弃那种"贾桂思想",切勿甘居"无声的中国"这样屈辱的地位。

  一九八八年

  本年共写各种体裁的文章四十篇,其中可以归入学术研究一类的有二十三篇。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迦梨陀娑评传》

  这看起来像是一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长文。共有下列的内容:一,名字的解释。迦梨是女神名,陀娑是奴隶,合起来就是"迦梨女神的奴隶"。二,生卒时间。众说纷纭,一般的说法是他大概生活在约三三零年至四三二年的笈多王朝时期。三,时代特点。笈多王朝全盛时期,城市繁荣,商业兴盛,国内外交通方便,贸易发达。四,作品。有真有伪。一般认为真者有长篇叙事诗两部、长篇抒情诗一部、抒情小诗集一部(也有人认为伪)、戏剧两部,另有一部,真伪难辨。五,语言工具。主要是梵文,另有少量俗语。六,艺术风格。他笔下的梵文,淳朴而不枯槁,流利而不油滑,雍容而不靡丽,谨严而不死板。七,在国外的影响。影响极大,特别是剧本《沙恭达罗》更受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等的交口赞誉。歌德和席勒曾考虑把它搬上德国舞台。八,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印度许多语言都有《沙恭达罗》的译本。一直到最近,还有人用梵文原文上演此剧,可见此剧为印度广大人民所喜爱。九,迦梨陀娑与中国。他的抒情诗《云使》在几百年前就有了藏文译本,此译本至今尚存。至于汉文翻译介绍则比较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著作,包括《沙恭达罗》、《云使》等等。本文的内容,上面已经谈到过。

  2?《〈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序》

  本文原为《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一书的序言。收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时,改名为《少数民族文学应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

  这一改名,实际上是画龙点睛。因为,有一些比较文学家有一个论点:比较文学的研究只限于国与国之间。我本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没有读到过有这样论点的文章。但是,在深圳召开的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并没有过细地考虑问题的含义,率尔答曰:中国民族间文学的比较应该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后来,为《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一书写序时,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自己率尔而答还是正确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几乎都是单民族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民族多到五十六个,而且还有可能增加--的国家,几乎等于一个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格遵守欧洲学者的教条,等于"食洋不化",是绝对不应该的。文中我还大力提倡中国民族文学间应积极进行比较的研究。

  3?《〈印度社会述论〉序》

  我先讲了世界上四个文化体系,可以归纳为两大体系。此时我还没有明确提出东西之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上面虽已多次讲过,但是此时还不像后来那样明晰,有点混乱。这是我对东西文化理解的一个过渡过程,值得注意。我把中印分列两大体系中,这是不准确的。对于中印文化的区别,我提了一些意见,也不见得很准确。比如说中国思想准确明了,印度则深邃混乱等等。我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天人合一"的想法。在这方面,中印是一致的。下面我讲到中印文化交流有极长的历史,到了近代,因受外来侵略者的压迫,交流几乎中断。新中国成立、印度独立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文化交流又开始活跃。可惜我们两国对彼此的研究,又很不够。《印度社会述论》是一部应时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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