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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写作_季羡林【完结】(13)

  第15章 成语和典故

  成语,旧《辞源》的解释是:“谓古语也。凡流行于社会,可证引以表示己意者皆是。”典故,《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后者的解释不够全面,除了“古典”外,有些人还用“今典”这个词儿。

  成语和典故是一种语言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是高水平文化的具体表现。短短几个字或一句话,却能唤起人们的联想,能蕴涵无穷无尽的意义,有时是用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清楚的。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鲜有不用典者。一个最着名的例外是李后主。

  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成语和典故最丰富多彩的是哪一个民族呢?这个问题,我想,考虑到的人极少极少,反正我还没有遇到呢。我自己过去也从未想到过。只是到了最近,我才豁然开朗:是中国。

  中国汉语浩如瀚海的诗文集是最好的证明。没有足够的古典文献的知识,有些诗词古文是无法理解的。许多古代大家的诗文集,必须有注释才能读得懂。有的大家,注释多到数十家,数百家,其故就在于此。

  这情况不但见于古典诗文,连老百姓日常习用的口语也不能避免,后者通常被称为“成语”。成语和典故的区分,有时真是难解难分。我的初步的肤浅的解释是:成语一般限于语言,典故则多见诸文字。我们现在每个人每天都要说话(哑巴当然除外),话中多少都用些成语,多半是无意识地,成语已经成为我们口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成语的量大得不得了,现在市面上流行着许多版本的《汉语成语大词典》可以为证。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现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司空见惯”“一箭双雕”“滥竽充数”“实事求是”“每况愈下”“连中三元”“梅开二度”“独占鳌头”“声东击西”“坐井观天”“坐山观虎斗”“坐失良机”“座无虚席”“坐以待毙”“闻鸡起舞”,等等,等等。这不过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在我这篇短文中,我就不自觉地使用了一些典故。连电视中的体育报告员,嘴里也有不少成语。比如,踢足球踢进第二个球,则报告员就用“梅开二度”,连踢进三个球,则是“连中三元”了。连不识字的农民有时也想“传”(读音zhuǎi)文,使用成语,比如,“实事求是”,对一个农民来说实在太拗口,他便改为“以实求实”。现在常听人说:“不尽人意”,实际上应该是“不尽如人意”,去掉“如”字,是不通的。但是,恐怕约定俗成,将来“不尽人意”就会一统天下了。

  汉语的优点是说不完的。今天只能讲到这里,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啰唆。

  1999年10月16日

  第16章 做诗与参禅(1)

  诗与禅,或者做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等国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东方文化中,这个问题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自来论之者众矣。

  我于此道绝非内行里手,只是喜欢涉猎一下而已。而且我的涉猎面虽广,却是浅尝辄止,一点也不够深入。仅就我涉猎所及,我发现,谈这个问题的典籍,一千多年以来,多得不得了。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论文专着,层出不穷。内容丰富,词彩动人,读起来令我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一旦掩卷沉思,则又似乎没有在脑海里留下多少东西,杂乱而混沌,一点也不明朗。有的人钻研得很深;但是,人们如果想理出一点头绪,则又似乎抓不住一条纲,依然是杂乱而混沌。这问题真有点像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我怅然懵然。记得西方某一位名人说过,读别人的书,就好像是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我让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次数之多,无法统计了。结果并没能跑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在怅然懵然之余,窃不自量力,索性让我自己在脑袋里跑一趟马,也许能跑出一点名堂来。

  既然不是内行里手,跑马难免跑出了圈子,跑入非想非非想中。好在精通此道的真正内行专家到处都有。我相信,他们会把我的马缰绳牢牢抓住的。

  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籍中对诗禅关系的看法

  做诗,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共有的活动,而参禅则似乎只限于中国和同中国有文化渊源关系的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禅宗,虽然名义上来自印度,实则完全是中国的产物。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被尊为东土初祖。据说当年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师徒会心,灵犀一点。这种心法由迦叶传了下来,不知几年几代,传给了达摩。这故事本身就接近神话,印度和中国和尚编的那一套衣钵传承的几祖几祖,又是没法证实的。达摩带到中国来的“法”,当然也就虚无缥缈。反正中国后来的禅宗,同后汉安世高等带进来的禅学,根本不是一码事。总之,禅宗是在中国兴盛起来的。严格地说,禅宗是在五祖弘忍以后才畅行,而大盛于六祖慧能(638~713年)。为什么单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单单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禅学才能兴旺发展?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先存而不论。这篇论文写完时,读者也许能从字里行间得到答案。

  在禅宗思想在中国兴起以前,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足证做诗与参禅没有必要的联系。但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很多人都把做诗与参禅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的例子真正是举不胜举。我在下面只举出几个来,以便作三隅之反。

  禅宗大盛于唐。初、中唐时期,许多大诗人受到禅宗的影响,在创作实践方面,援禅入诗,写了一些禅味极浓的诗。到了晚唐,在理论方面,有人又把诗与禅紧密联系起来。最着名的代表是司空图。他那许多着名的提法,什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等等,是大家都熟悉的。司空图明确地认识到诗禅的一致。他这种以禅说诗的理论,对后世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到了宋朝,禅宗高度发展,广泛流行。士大夫谈禅成风。他们把诗与禅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我举几个例子:

  韩驹《陵阳先生诗》卷一《赠赵伯鱼》: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吴可《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龚相《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如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戴复古《论诗十绝》,《石屏诗》卷七: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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