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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爱好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在写书、出书方面，我有一个“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我认为，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这个“用”，当然不应该理解得太窄狭。美感享受也是一种“用”。假如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 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我从30年代起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中，不管什么“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境界说”等等，都见之于《诗话》(《词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 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 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本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爱好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 评断一本书的好与坏有什么标准呢?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能为一般人都接受的标准还是有的。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几项：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聪明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 池田大作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线。读这样的书，真似乎是走入七宝楼台，以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又似乎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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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安闲的逍遥派，痛愉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假如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一点犟劲。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熟悉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指文革)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 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和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在这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似乎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非凡蓝，草非凡绿，花非凡红，山非凡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漂亮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线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处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假如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似乎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适，我舒适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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