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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不知道写过多少篇关于母亲的文章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面了;但我在梦中看到的只是一个迷离的面影，因为母亲确切的模样我实在记不清了。今天我来到这里，母亲就在我眼前，只隔着一层不厚的黄土，然而却人天悬隔，永世不能见面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我跪倒在母亲墓前，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旁!” 离别了八年以后，我最爱的母亲忽然离开了人世，走了。这对我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打击。我从遥远的故都奔丧回家。我真想取掉自己的生命，追陪母亲于地下。我们家住在村外，家中只有母亲一人。现在人去屋空。我天天在村内二大爷家吃过晚饭，在薄暮中拖着沉重的步子，踽踽独行，走回家来。大坑里的水闪着白光。柴门外卧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是陪伴母亲度过晚年的那一只狗。现在女主人一走，没人喂食。它白天到村内不知谁家蹭上一顿饭(也许根本蹭不上)，晚上仍然回家，守卫着柴门，决不离开半步。它见了我，摇一摇尾巴，跟我走进院子。屋中正中停着母亲的棺材，里屋就是我一个人睡的土炕。此时此刻，万籁俱寂，只有这一条狗，陪伴着我，为母亲守灵。我心如刀割，抱起狗来，亲它的嘴，久久不能放下。人生至死，天道宁论!在茫茫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和这一条狗了。 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 “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却盼望天赶紧亮。然而，我马上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育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三千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啊!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聚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玄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她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 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九十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有的人说：“死人活在活人的记忆里。”俊之(章用)就活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为了这，我也要活下去。当然这回忆对我是一个无比的重担;但我却甘心肩起这一份重担，而且还希望能肩下去，愈久愈好。 (后死者)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儿。但仔细一探究，却觉其涵义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对已死的人来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后死者”。可这个词儿里面蕴含着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对死者活在后死者的记忆中，后者有时还要完成前者未竟之业，接过他们手中曾握过的接力棒，继续飞驰，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递给自己的“后死者”，自己又活到别人回忆里了。 陈寅恪先生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焦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籛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是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藤萝。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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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口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续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假如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没有真感情，我不写回忆文章。但是，在那个时代，真感情都会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而一旦成了“小资产阶级”则距离“修正主义”只差毫厘了。我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就把对锡予(汤用彤，字锡予)先生怀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灵深处。 汤用彤先生面容端严慈爱，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衣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暖和。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胡也频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 有一次，理发师正给芝生(即冯友兰)先生刮脸，郑先生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先生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然而芝生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可见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气概。 冯友兰先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经常在修记他的《中国哲学史》，我说不清已经修订过多少次了。我相信，倘若能活到108岁，他仍然是要继续修订的。只是这一点精神，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吗? 我知道，原始人是颇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相信过。但是，我现在宁愿做一个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怀念转变成文字，也许这悲痛就能忽然消逝掉，还我心灵的宁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老舍先生的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夹上一点山东俗语。他没有许多作家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 有一天，我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门的一家闻名的理发馆去理发，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沫，正让理发师刮脸。这不是谈话的好时机，只寒暄了几句，就什么也不说了。等我坐到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离别，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门去。我理完发要付钱时，理发师说：老舍先生已经替我付过了。这样的芝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 一个人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这个动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语法学家深通人情，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形式。死几乎都是被动的。有几个人主动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这一条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处。 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重，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爱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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