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送礼法也很新奇，虽然是“古已有之”的。我们常在笔记小说里看到，某一个督抚把金子装到坛子里当酱菜送给京里的某一位王公大人。这是古时候的事，但现在也还没有绝迹。我的一位亲戚在一个县衙门里做事，因与同县太爷是朋友，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屋睡觉的时候，常常在棉被下面发现一堆银元或别的值钱的东西。有时候不知道，把这堆银元抖到地上，哗啦一声，让他吃一惊。这都是送来的“礼”。
这样的“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接受的。他一定是个什么官，最少也要是官的下属，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所以才有人送这许多金子银元来。官都讲究面子，虽然要钱，却不能干脆当面给他，于是就想出了这种种的妙法。我上面已经提到送礼是一门学问，送礼给官长更是这门学问里面最深奥的。须要经过长期的研究简练揣摩，再加上实习，方能得到其中的奥秘。能把钱送到官长手中，又不伤官长的面子，能做到这一步，才算是得其门而入了。也有很少例外，官长开口向下面要一件东西，居然竟得不到。以前某一个小官藏有一颗古印，他的官长很喜欢，想拿走。他跪在地上叩头说：“除了我的太太和这块古印以外，我没有一件东西不能与大人共享的。”官长也只好一笑置之了。
普通人家送礼没有这样有声有色，但在平庸中有时候也有杰作。有一次我们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个相熟的胖太太到我们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把这盒点心提给我们。嘴里还告诉我们：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我们当时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太太走了，我们就动手去打开。盒盖一开，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从里面透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但上面满是小的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掷掉。在这一年内，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着或托着从一家到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字不知换过了多少次，终于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们家来。“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要把它丢掉。
我虽然不怎样赞成这样送礼，但我觉得这办法还算不坏。因为只要有一家出了钱买了盒点心就会在亲戚朋友中周转不息，一手收进来，再一手送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钱。不过这样还是麻烦，还不如仿效前清御膳房的办法，用木头刻成鸡鱼肉肘，放在托盘里，送来送去，你仍然不妨说：“这鱼肉都是新鲜的。一点小意思，千万请赏脸。”反正都是“彼此彼此，诸位心照不宣”。绝对不会有人来用手敲一敲这木头鱼肉的。这样一来，目的达到了，礼物却不霉坏，岂不是一举两得?在我们这喜欢把最不重要的事情复杂化了的礼义之邦，我这发明一定有许多人欢迎，我预备立刻去注册专利。
《忆往述怀》 第一篇：阅尽沧桑 《忆往述怀》 宗教
我首先要声明，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可是我对世界上所有的正大光明的宗教都十分尊重。原因并不复杂，除了奥姆真理教、太阳神殿教等一批邪教外，各大宗教都劝人做好事，不干坏事，这不正是我们正直的人类所需要的吗?不管他们的教义如何，所崇拜的神灵如何，除了间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所利用外，这些宗教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不同宗教的信徒们能互相尊重，互不相妨，则中国社会必能安定团结，世界人民也必能安定团结。
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义和教规，对本教的信徒来说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都是天经地义，信徒们信从，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对其他宗教的信徒来说，则另是一码事。对于这样的分歧，最好不要辩论，也不必争论，这样做，只能伤和气，也无济于事。最好能够认为，自己的教义只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只有他们崇拜的最高神灵才能掌握。能做到这一步，就能够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大家以各自喜爱的方式来满足宗教的需要，岂不猗欤休哉!
说到“宗教需要”，恩格斯使用过这个词儿。世界上确实有有宗教需要的人;另一方面，世界上也确实有没有宗教需要的人，敲锣吹号，各有一套。最好是各不相犯，自从所好。人类最重要的是求生存，生存得越美满越好。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这是最上策。有宗教需要的和没有宗教需要的人;在有宗教需要的人中，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的人，可以不谈宗教问题，而共同携手，齐心协力，为了改善人类生存的条件而努力奋斗，这是人生第一义。一定要强迫别人信教，或一定要强迫别人不信教，都只能制造矛盾，两败俱伤。
世界上有规定国教的国家，也有不规定国教的国家。有民族与宗教完全一致的国家，也有民族与宗教不一致的国家。有必须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也有不规定人民宗教信仰的国家。我到德国时，登记表上有“宗教信仰”一栏，我没有法子填写，那位德国办事员就说：“不填这一栏可不行!给你填上佛教吧!”我笑而从之，反正我知道我不是佛教徒，这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在有国教的国家中，无神论也是有的。他们脑袋里没有上帝，可是星期天也进礼拜堂，说是到那里去听听庄严肃穆的音乐，使自己的心神安静一下。宗教之为用大矣哉!
总之，我认为，信不信宗教完全是个人的事，别人不必过多地去干预，只要他遵守法纪，就是一个好公民。想人为地消灭宗教，也是办不到的。
《忆往述怀》 第二篇：学林漫步 《忆往述怀》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1)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二十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是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公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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