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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_蔡崇达【完结】(5)

  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这是母亲寻找到的与它相处的最好距离。

  其实,母亲现在居住的这四层小楼房,于我是陌生的。

  这是我读高三的时候修建的。那也是父亲生病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后院里她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的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

  满打满算,钱只够拆掉一半,然后建小小的两层。小学肄业的母亲,自己画好了设计图,挑好日子,已经是我高考前的两周。从医院回来,父亲和母亲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适婚年龄的姐姐从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旧房子决定要拆了,我无房可住,就搬到了学校的宿舍。

  旧房子拆的前一周,母亲“慷慨”地买了一串一千响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阳光出来,就摆到屋顶上去晒太阳。她说,晒太阳会让声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几个下午,每次天滴了几滴水,母亲就撒开腿往家里跑,把鞭炮抢救到楼下,用电吹风轻轻吹暖它,像照顾新生儿一般呵护。

  终于到拆迁的时刻了,建筑师傅象征性地向墙面锤了一下。动土了。在邻里的注视下,母亲走到路中间,轻缓地展开那长长的鞭炮,然后,点燃。

  声音果然很响,鞭炮爆炸产生的青烟和尘土一起扬起来,弥漫了整个巷子。我听到母亲在我身旁深深地、长长地透了口气。

  建房子绝不是省心的事,特别对于拮据的我们。为了省钱,母亲边看管加油站,边帮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赶到工地颤颤悠悠地挑起那叠起来一人高的砖。收拾完,还得马上去伺候父亲。

  我不放心这样的母亲,每天下课就赶到工地。看她汗湿透了全身,却一直都边忙边笑着。几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着粗气,却还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过工地,她无论多喘都要赶忙站起身过来说话:“都是我儿子想翻盖新房,我都说不用了,他却很坚持,没办法,但孩子有志气,我也要支持。”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个下午,她捂着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医院一查:急性盲肠炎。

  我赶到医院,她已经做完盲肠手术。二楼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儿,见我进来就先笑:“房子已经在打地基了?”她怕我着急到凶她。

  我还是想发脾气,却听到走廊里一个人拄着拐杖拖着步子走的声音,还带着重重的喘气声。是父亲。他知道母亲出事后,就开始出发,拄着拐杖挪了三四个小时,挪到大马路上,自己雇了车,才到了这家医院。

  现在他拄着拐杖一点点一点点挪进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边的病床上,如释重负地一坐。气还喘着,眼睛直直盯着母亲,问:“没事吧?”

  母亲点点头。

  父亲的嘴不断撇着,气不断喘着,又问了句:“没事吧?”眼眶红着。

  “真的没事?”嘴巴不断撇着,像是抑制不住情绪的小孩。

  我在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然而,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的时候,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这又折腾了一万多。

  那一晚她笑得很开心,等宾客散去,她让我和姐姐帮忙整理那些可以回锅的东西——我知道将近一周,这个家庭的全部食物就是这些了。

  抱怨从姐姐那开始的,“为什么要乱花钱?”

  母亲不说话,一直埋头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学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么这么爱面子,考虑过父亲的病,考虑过弟弟的学费吗?”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姐姐还在哭,她转过身来,声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这是母亲在父亲中风后,第一次对我们俩发火。

  平时在报社兼职,寒暑假还接补习班老师的工作,这老家的新房子对我来说,就是偶尔居住的旅社。

  一开始父亲对这房子很满意。偏瘫的他,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门口,对过往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说,我们家黄脸婆很厉害。

  然而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不到一周,父亲开始说:“就是我家黄脸婆不给我钱医病,爱慕虚荣给儿子建房子,才让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动。”

  母亲每次进进出出,听到父亲那恶毒的指责,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残疾人的控诉而更加激烈。

  一个晚上,三姨叫我赶紧从大学回老家——母亲突然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交代黑狗达,现在欠人的钱,基本还清了,就木匠蔡那还有三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一定要还,人家是帮助我们。他父亲每天七点一定要吃帮助心脏搏动的药,记得家里每次都要多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量,每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盯着他吃;他姐姐的嫁妆其实我存了一些金子,还有我的首饰,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

  我赶到家,看到她面前摆了一碗瘦肉人参汤——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汤。每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她就清炖这么一个汤,出于心理或者实际的药理,第二天就又全恢复了。

  知道我进门,她也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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