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石桥，走到小石桥，再往前走，一盏路灯都没有。三角梅香透了半条街，老时光零零星星地堰塞在墙壁夹角处，再轻的脚步声也听得见。
流浪狗蜷缩在屋檐下舔爪子，虎皮大猫撵耗子，嗖嗖跑在青石板路上画“之”字……远远的是一晃一晃的手电筒光圈，那是零星的游人在慢慢踱步。
整条五一街安安静静的，一家铺面都没有，一直安静到尽头的文明村。
我和路平都爱这份宁静，分别在这条路的尽头开了小火塘。
火塘是一种特殊的小酒吧，没有什么卡座，也没舞台，大家安安静静围坐在炭火旁，温热的青梅酒传来传去，沉甸甸的陶土碗。
木吉他也传来传去，轻轻淡淡地，弹的都是民谣，唱的都是原创。
寻常的游客是不会刻意寻到这里的，故而来的都是偶尔路过这条小巷的散客。他们行至巷子口，觅音而来，轻轻推开吱吱嘎嘎的老木头门，安安静静地坐下，安安静静地喝酒听歌。
那时候没有陌陌和微信，没人低头不停玩手机。
那时候四方街的酒吧流行一个泡妞的四不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不要脸。
火塘小酒吧也有个待客四不原则：不问职业，不问姓名，唱歌不聊天，聊天不唱歌。这里不是四方街酒吧街，没人进门就开人头马，大部分客人是一碗青梅酒坐半个晚上，或者一瓶澜沧江矮炮坐一个通宵，他们消费能力普遍不强，我们却都喜欢这样的客人。
他们肯认真地听歌。
路平的小火塘叫D调，青石砖门楣。
我的，叫大冰的小屋，黄泥砖墙壁。
小屋里发生的故事，三本书也写不完。
游牧民谣在这里诞生，26任守店义工在这里转折了自己的人生。
数不清的散人和歌者在这里勒马驻足，李志在这里发过呆，张佺在这里拨过口弦，李智和吴俊德在这里弹起过冬不拉，万晓利在这里醉酒弹琴泣不成声。
时无俗人论俗务，偶有游侠撒酒疯。
支教老师菜刀刘寅当年在小屋做义工时，曾写过一首歌。
《大冰的小屋》
月光慢慢升起，扔出一枚烟蒂，静静地呼吸
一个女人离去，留下落寞背影，碎碎的绣花裙
昏暗的灯光里，点上一支双喜，满地空酒瓶
一个男人闯进，穿件黑色风衣，背起满脸胡须
……
人群都已散去，门环的撞击，清脆的声音
大冰的小屋，一切都很安静，你我沉默不语
大冰的小屋，一切都是安定，世界陪我一起
大冰的小屋，总有人离去，我们依然在这里
……
时光荏苒，眨眼带走许多年，房租从四位数涨到六位数，丽江的民谣火塘日渐凋零，从当年的上百家到当下这唯一的一家。
小屋是最后一家民谣火塘，不用麦克风不用音响，只唱原创民谣。
有人说：小屋是丽江的一面旗，不能倒。
当然不能倒。于我而言，它哪里仅是间小火塘，它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是我族人的国度，哪怕有一天我穷困潦倒捉襟见肘了，捐精卖血我也要保住这间小木头房子。
按理说，佛弟子不该执念于斯，可我有九个理由守住它、护持住它。
给你讲一个最遥远的理由。
就从歌里的那个穿绣花裙的女人说起吧。
那个女人叫兜兜，眉目如画，是我见过的最白的女子。
兜兜脸色白得透明，白得担待不起一丁点儿阴霾。手伸出来，根根是白玉一般的色泽。不知道她是长发还是短发，不论室内室外，她始终戴着帽子，从未见她摘下来过。
她说话细声慢语，笑笑的，一种自自然然的礼貌。
我那时酷爱呼麦，热衷唱蒙古语歌曲，她问我：这是什么歌?
我说：蒙古语版《乌兰巴托的夜》。
她轻轻地挑一下眉毛，眯起眼睛说：真好听……有汉语版么?
那时候兜兜歪坐在炭火旁，头倚在男人的肩头，火光给两个人镀上一道忽明忽暗的金边，她在他的手心里轻轻打着拍子。跟随着吉他的旋律，两个人都微微闭着眼睛。
……
来自旷野的风啊，慢些走
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
飘向远方的云啊，慢些走
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
……
男人眼中泪光盈盈一闪，稍后又慢慢隐退。
兜兜喊他大树，听起来很像在喊大叔，他40多岁的光景，新加坡人。
我和路平都对大树有种莫名的好感。
这是个听歌会动情的男人，有一张温暖的面孔和一双厚实的手。他好像一刻都离不开她的模样，要不然揽着她，要不然让她倚靠在自己身上，要不然把她的手搁在自己的手心里……好像她是只黄雀儿，须臾就会蹿上青云飞离他身边。古人描述男女之情时，并不用“爱”字，而是用“怜惜”一词。
大树没有中年男人的矜持和城府，他对她的感情，分明是一种不做任何避讳的怜惜。不论什么年纪的女人，被百般呵护宠溺时，难免言谈举止间带出点儿骄纵或刁蛮，兜兜却丁点儿都没有，她喜欢倚靠在他身上，好像他真的是棵大树，承担得住她所有的往昔和未来。
(二)
他们都爱小屋，经常一坐就是一个晚上。
那时，来小屋的人一半是客人一半是歌手，经常是歌手比客人还多。
流浪歌手们背着吉他，踩着月色而来。有人随身带一点儿花生，有人怀里揣着半瓶鹤庆大麦，诗意和酒意都在六根弦上，琴弦一响，流水一样的民谣隔着门缝往外淌。
时而潺潺，时而叮咚，时而浩浩汤汤，时而跌宕。
靳松的歌最苦×，小植的最沧桑，大军的歌最温暖，我的最装×，菜刀的歌最奇怪，各种肾上腺素的味道。
那时候，菜刀已经开始在宁蒗山区的彝族山寨当支教老师。他在小屋当义工时基本的温饱有保障，去支教后却基本没有了经济来源，我让他每过几个星期回丽江一趟，把小屋的收入分他一部分当生活费。他知道小屋存在的意义，故而并不和我瞎矫情。
菜刀最初写歌是我撺掇的，我一直觉得他骨子里有一种很硬朗的东西，若能付诸音乐的话，会创作出很奇特的作品。他采纳了我的建议，边支教边写歌，后来制作了一张自己的民谣专辑，每次回丽江时，都站在街头卖唱、推销CD，打算用卖专辑CD挣来的钱给孩子们买肉吃。
他实在是没钱，手写的歌词单，封套也是自己用牛皮纸裁的，有的是正方形，有的是梯形，比盗版碟还要盗版，故而几乎没人愿意买。
一箱子碟卖不出一两肉钱，菜刀很受打击，一度有点儿沮丧。
有一天，菜刀从街头回到小屋后，情绪很低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闷着头，我随口问他今天的销量如何，他用手比出一个“0”，然后苦笑了一下，很认真地问我：大冰哥，你觉得我真的适合唱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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