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此为止， 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 论的外围战， 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 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人研究这一课题。
胡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查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 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胡耀邦的讲话。
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就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 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胡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胡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 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
在讨论中， 发生了一些争论。 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一、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人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份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胡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胡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
这篇也强调了“实践”的文章，于1978年5月4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 上如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
吴冷西责难胡绩伟;汪东兴发表严厉讲话……
但胡耀邦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在电话中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严厉指责。他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5月18日上午， 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
(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很显然，这是一次发动并布置围攻“真理标准”一文的谈话。这对尔后的一些地方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实起了“打气”作用。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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