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儿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写毕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儿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儿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199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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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岁华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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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季先生与他的学生在北大。常居北大的季先生认为自己的“学统”上溯山大。
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我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
如果有人觉得奇怪的话，我需要解释一下。1926年，我十五岁，正谊中学毕业以后，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的山大校长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记得高中有一个校长，姓名都忘记了，他好像是从未在高中露过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礼
。全体高中学生都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大门好像是对着正觉寺街。校内有金线泉，距趵突泉不远。当时庭院深深，我自己不知置身何处。现在已经把大墙拆除，与趵突泉区连在一起。几个济南名泉：趵突、金线、漱玉等都成为近邻了。
当时主祭人是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张宗昌，陪祭的有王状元等，都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礼，气氛极其庄严肃穆。我虽年幼无知，涉世不深，却在心里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别是那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平日无恶不作，奸淫妇女，这时却俨然装成了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的模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怎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滑稽可笑呢?
不管怎样，山大高中也是山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无可置疑。我是山大的校友，也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国文教员是王崑玉老师，文章宗桐城派，个人有文集，但我只读过稿本，没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师姓刘，北大毕业生。我只记住了他的绰号，名字则忘记了。教数学的老师姓王，名字也不记得了。儿位老师的学问和教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名扬济南教育界。另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姓名都已忘记，只记得他的绰号叫“大清国”。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绰号由此而来。但是他学问是有的，上课从来不带书。据说，《五经》、《四书》，连同注疏，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能倒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恐怕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在这样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教学环境中，我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被迫辍学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继续就读。这事与山大无关，我就不详细叙述了。
从我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七十五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建国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30年代吧。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巳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我虽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国内到国外都在教书;但是，我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感性认识我是有的，却没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系是否是处在高峰时期，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名师。中国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学生年纪轻，可塑性强，影响他们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大学，一个系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关键也在于老师。我举一个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出了几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比如FKel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国学子趋之若鹜，一时成为世界数学中心。这些大师一旦离开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后继者又不能算是大师，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立即转移。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几年，但是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名教授，原因也在于国学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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