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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_季羡林【完结】(37)

  第四部分第51节 震动的新闻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搂,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身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第四部分第52节 科学的定义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一九六八年,进入了一九六九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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